文/陈思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刘少奇承担了中共中央的一项特殊使命——秘密访苏。刘少奇在完成这项使命中，以其高度的政治智慧，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
开国之前承担特殊使命
刘少奇访问苏联，在1949年初就确定下来了。当时，推翻国民党统治已是势所必然，中共中央着手筹备建立新中国。此时，斯大林和苏共中央派特使米高扬及几个随员秘访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目的是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到底想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米高扬除了带来斯大林送给毛泽东的一块毛料外，主要是听，不表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只是带着两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
米高扬在西柏坡时，毛泽东、刘少奇和其他一些中共中央领导人都会见了他，向他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略。同时也真诚表示，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国家方面还没有经验，需要向苏联学习。中共中央考虑到，过去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存有怀疑态度，当时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还保持外交关系，订有条约。在此情况下，只是由米高扬回去向斯大林汇报，可能还不够，需要派一个中共中央高级领导干部去莫斯科，直接向斯大林汇报中国共产党将怎样设计新中国的政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得到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支持。毛泽东和党中央经慎重考虑，确定刘少奇去苏联。刘少奇当时是中共中央二号人物，熟知党的建国方略，理论、政治水平和处理重大问题的能力强，也参与了接待米高扬的全过程。
秘密访苏，是一项特殊使命。当时新中国还没有成立，中国共产党派去的是党的代表团，谈的却是建立新中国的问题。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存在偏见，向斯大林解释清楚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争取他理解和支持中国共产党，是不容易的事情。因此承担这项特殊使命的刘少奇十分重视此行，在1949年初即着手准备。
刘少奇在准备过程中，不仅是思考，还动手写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准备了一个材料，和毛泽东一起研究。刘少奇的材料，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向斯大林汇报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略。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确定了的。二是为了学习苏联的建设经验，要提出一些问题。后一部分内容十分重要，难度也相当大。因为过去共产党主要是打仗，对于领导全国建设，还没有经验。对于这一点，当时秘密访问西柏坡的米高扬也看出来了。他在回去后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曾这样描述道：
他们对工业、交通和银行的概念很模糊……他们的所有经济计划都带有总目标性质……在会谈过程中得知，他们对于打算作为国家经济支柱来掌握的企业(大银行、大工业等)也没有具体的计划。
刘少奇也承认这个事实。他对米高扬说过这样的话：新中国要建立工业基础，没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对于我们来说应起决定作用。刘少奇把需要向斯大林讲的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新中国需要苏联帮助的几个方面，都大体准备好之后，继续思考这方面的问题，力求更全面，更完善。这也是刘少奇长年养成的习惯。
◆1949年6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图为刘少奇同代表团成员高岗（右）、王稼祥（左）在莫斯科合影。
此时，中国革命形势很快。1949年3月，刘少奇即与毛泽东、中共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住进了北平香山。在这里，他和毛泽东等领导人一起筹备建国大业，同时也进一步完善他为秘密访苏准备的提纲。刘少奇在这个提纲中表现出了向苏联学习的谦虚态度，列举了一些需要苏联方面指导帮助的问题，如，制订完备的经济方针和经济计划、指导干部学习并管理经济、建立全国性的统一领导经济建设的机关，等等。
到1949年6月，刘少奇秘密访苏的时机已经成熟。出发前的头一天晚上，毛泽东又同刘少奇彻夜长谈，对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作了最后确定。
飞向莫斯科
此次访苏，行走的路线是经过社会部精心选择的，采取的是迂回路线。这样做，一则是此次访问高度机密，二是当时国内战争尚未结束，路途上风险很大。按照这个安排，刘少奇与王稼祥一起于1949年6月21日从北平清华园火车站乘车到沈阳，与高岗会合后一起去大连。在大连代表团成员全部会齐，计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兼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王稼祥，另外还有邓力群、师哲、戈宝权、徐介藩。还有陪同中共代表团的苏联铁道部副部长柯瓦廖夫、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费德林等。他们从大连乘一架道格拉斯飞机通过已经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朝鲜上空飞到苏联远东。当时苏联远东防空力量较弱，时有美国飞机侵入，苏联远东地区又较为复杂，因此，飞机飞飞停停，先后经停伯力、赤塔、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四个地方，飞行时，为防不测，飞机还常常忽高忽低地飞，导致机舱温度忽冷忽热，有几个人因此生病。6月26日才到达莫斯科。
刘少奇一行抵达莫斯科后，苏联方面请他们入住莫斯科奥斯特洛夫斯卡亚大街8号公寓。这里环境优美，又十分隐密、肃静。苏共中央把这里作为接待那些还没有掌握全国政权的党的领导人的招待所，不仅保卫工作严密，还有特别的保密措施。中国代表团的一切活动，包括用车、通讯、参观等，都由苏联军事情报部门专门安排。
刘少奇访苏的身份特殊。他是以一个即将推翻国民党政府、建立新中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身份，率领中共代表团来的，而苏联此时还没有与国民党政府断绝外交关系。因此他的一切活动都不能公开。刘少奇将与苏联方面会谈的内容也很特殊，一方面是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针政策，同苏共中央就新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进行磋商，征求斯大林及苏共中央的意见和建议，另一方面也是争取支持。此次访问非同寻常。
与斯大林的首次特殊会谈
刘少奇一到莫斯科，斯大林立即安排与刘少奇的会见。刘少奇到达的第二天，即27日夜间，按照苏联方面的安排，刘少奇一行乘车前往孔策沃斯大林的别墅去见斯大林。斯大林亲自迎接刘少奇一行，并特意安排了宴会，一方面是为了给刘少奇一行接风，表示对中国革命胜利者的尊重和欢迎。另一方面，表明这是非正式会谈，使谈话在十分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大家该说的话都能在这种场合充分讲出来，交谈也较为随便。刘少奇客随主便，很随便地坐在宴席前，显得很轻松。刘少奇和斯大林边吃边谈，无拘无束。虽然是轻松、随便的谈话，但谈的都是重大问题。
在轻松的氛围中，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了贷款问题。斯大林十分痛快地答应说：苏共中央已经决定，向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提供3亿美元的贷款，现在是在两党之间达成协议。这3亿美元贷款按照1%的年利率，以设备、机器和各种类型的材料、商品的形式向中国提供，平均每年6千万美元，为期5年。中国可以在贷款完全生效后的10年之内清偿贷款。
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希望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方面能够向中国派一些专家，支援中国建设。斯大林立即答应，我们将提供专家，并且已经准备最近就派出第一批专家。专家们的高工资，中国支付有困难，由苏联政府补足。刘少奇说，中共中央也一定给苏联专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条件。斯大林说，我们也给苏联专家拟定了一个条例，严格要求他们，使他们在中国工作期间尊重中国同志。
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中国共产党希望学习苏联的国家机构的设置、工业及其他东西，为建立新中国做准备。对此斯大林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宴会最后阶段，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可否找个时间，让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能够向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中国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并就一系列重要问题交换意见。如果能够安排，希望在三四天后进行，以便中共代表团有所准备。对此，斯大林也同意了。在这次轻松的会谈中，双方把该讲的都讲出来了。斯大林和刘少奇都十分满意。
首次会谈的场合，不便记录，中共代表团事先没有安排人记录。细心的刘少奇一回到住处，就召集代表团成员，请大家根据记忆，把这次谈话的内容追记下来。这对于代表团今后在莫斯科活动和向中共中央汇报，是十分重要的。刘少奇还考虑到，今后与苏联方面会谈，要预先拟出一个会谈提纲，以便在会谈中有所依循，不漏掉重要问题。
刘少奇还和王稼祥一起商量，现在就拟出一个书面报告，送斯大林，将中国共产党需要向苏联方面介绍的情况、代表团需要向苏联方面提出的问题，都用文字表达出来。这有两个好处，一是使下一步的会谈能够有所依循，会谈更有条理，更加系统，二是斯大林会直接看到这个材料，对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有更透彻的了解，对中共代表团提出的问题有明确的答复。
刘少奇考虑，这样做，需要请示中共中央。他于7月2日致电中共中央，请示可否以书面报告的方式向斯大林及苏共中央通报中国情况、提出问题和征求意见。第二天，毛泽东复电同意。刘少奇立即动手写这个报告。考虑到这是两党两国之间的关系，细心的刘少奇把这个报告写成致斯大林信的形式。
写这封信，刘少奇十分用心。他一连十几个小时不休息，连续伏案工作，起草信件。写好后，又与代表团其他成员共同商议，作了修改补充，于4日抄清并译成俄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的名义，送苏共中央、斯大林。
刘少奇在信中首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的整体方略、时间、步骤。提出，中国革命基本取得胜利，我们就要建立新中国，开始恢复和建设。
刘少奇在信中说，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性质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形式相近于苏维埃制，是人民代表会议制，不是资产阶级式的议会制。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有它的外部矛盾与内部矛盾，有它的外部斗争与内部斗争。所谓外部矛盾与外部斗争，就是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与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这在推翻国民党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是存在的，并且仍然是主要的矛盾和斗争……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内部各阶级间、各党派间的矛盾与斗争，这在今后将会逐渐加强，但与外部矛盾比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仍然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
刘少奇在信中提出，在中国，从现在起到实行民族资本完全国有化，还需要经过许多步骤，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这一段时间到底需要多久，要看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决定，我们估计可能需要10年到15年。
刘少奇在信中阐明新中国的外交政策原则是：和各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便实现中国民族的完全独立；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在平等互惠的条件下发展中国与外国的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
刘少奇在信中还提出一些问题，希望苏联方面给予解答和帮助。他提出，在新的中央政府成立以后，就会发生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问题，参加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的问题。各帝国主义国家可能有一段时间不承认我们。他在信中明确提出，希望新中国成立时，苏联能够率先承认中国。
刘少奇的信中提出了新中国建立后的中苏关系问题，主要是如何处理苏联与国民党政府所订条约的问题。中苏条约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刘少奇不能不提出。他还设想了三种解决方式，并以请教的口气说：“在这三种方式中，应该采取哪一种方式为好？”
刘少奇的信译成俄文后，很快就到了斯大林的手上，斯大林读后，对这封长信评价很高。他边看边在信上批示，批了十多个“对”和“好”字。斯大林的批示对中共中央代表团所提出的重大问题都作了明确答复，确定了新中国一成立，苏联即承认并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请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时间等重要问题。斯大林的这些批示，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所要解决的许多重大事项全部用文字形式确定下来了。这样，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的许多重要使命，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
但斯大林在批示中，对于刘少奇所提出的中苏条约问题没有正面答复，而是批示道：“等毛泽东到莫斯科后再决定这个问题。”
重要问题基本解决
刘少奇在送出致斯大林信后不久的7月6日，再次致信斯大林，提出了中共中央代表团准备在莫斯科学习苏联方面的问题，包括：学习苏联的国家机构方式、学习苏联的经济计划与管理经验、学习苏联如何开展文化教育、学习苏共与苏联群众团体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等。刘少奇在信的最后提出，我们学习苏联的方式，最好是请苏联各方面负责人谈话，向中国方面介绍经验。刘少奇还提出，希望能够参观一些工厂、农庄和学校。刘少奇提出，希望苏联办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他还提出，希望中共中央代表团能够列席一次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政治局介绍中国共产党建国及建国后的政策。刘少奇写这封信，是想通过这封信，把许多重大问题进一步落实下来。
斯大林阅读这封信，批示同意，并作了安排，表现出他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友谊。只是，刘少奇提出在苏联办培养中国干部的学校之事，后来刘少奇和王稼祥考虑，还是在中国办为好，再次与苏联方面沟通后，斯大林决定，由苏联方面派出教员，在中国办。这就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办的中国人民大学。
斯大林读了刘少奇的第二封信后，决定再以宴会方式请刘少奇来谈一次。7月10日，刘少奇应邀到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参加宴会。斯大林一见面就夸奖刘少奇的信写得好，马列水平高，并且再次对他此前所答应的问题作了重复表示。刘少奇和代表团的同志都非常高兴。斯大林在这次宴会上直接告诉刘少奇，他已经安排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请刘少奇等列席，会议将听刘少奇的介绍。
11日晚，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由斯大林主持。内容主要是对中共中央代表团所提出的问题作进一步磋商。苏共中央出席会议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以及索科洛夫斯基及参谋总长、海军元帅、柯瓦廖夫等。
会上，主要是斯大林发言。他直爽地说：这次会议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因为中共代表团的报告中涉及战争和军事问题的部分较多，所以邀请元帅们列席。斯大林在会上再次夸奖说，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苏共方面的人都看了，很好。斯大林对刘少奇两封信中提出的问题再次明确表态同意，其他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都同意斯大林的意见。这样，新中国建立后两党两国关系的许多重大问题就在这次会议上定下来了。在这次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组织一个借款条约共同起草委员会，苏共方面由米高扬、柯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参加。并由高岗代表中国东北政府签字。
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刘少奇和代表团的同志都非常高兴。他们秘密访问苏联需要解决的许多重要问题基本解决了，剩下的重要问题，只有中苏条约问题。但斯大林对此也有明显的让步。他说：1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当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如果中共认为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大撤退。”但他对刘少奇所提出的解决中苏条约的三个方案没有明确答复，他表示：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这个问题在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得到解决了。
这次会后，斯大林热情邀请刘少奇等看电影。斯大林亲自为中共中央代表团选了四部电影片请中国同志看，包括苏联试验原子弹的纪录片。据说，苏联这是第一次给外国人放映这部纪录片。斯大林陪同中国同志看电影时，一边看，一边向刘少奇作解释。这对斯大林来说，是少有的举动。这表现出了他对中国同志的尊敬。
这次列席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刘少奇即按照苏联方面的安排，与苏联一些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解决了许多具体问题。比如，中国向苏联购买高射炮这样的具体问题，也由刘少奇在苏联与有关方面负责人商谈并确定下来。刘少奇还与苏联外交部门负责人会谈，听他们介绍外交方面的机构组织和工作原则。特别需要提到的是，7月30日，刘少奇与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签订了苏联给新中国贷款的协议。
斯大林也清楚两党之间基本问题全部解决了，他决定再次宴请中国同志，还提出，也邀请在莫斯科养病的毛泽东夫人江青及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参加他们的宴会。
7月27日，刘少奇等应邀到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出席斯大林举行的宴请。这次宴会气氛非常友好、热烈、融洽，双方愉快地交谈，互相举杯祝贺刘少奇访问苏联成功。
宴会中，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已度过了它的幼年与青年时期，现在已经是政治上成熟的党、成年的党了。它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成熟起来了！看来，中国党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实际斗争锻炼中培养出来的干部，他们经过了实践考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国党是一个在烈火中锻炼成熟的党！”斯大林说这个话，是发自内心的。
巧妙应对斯大林的自我批评
过去，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有一些偏见。在对待中国共产党上也有些错误。但他毕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他看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发展起来并且取得成功后，意识到自己过去在某些方面是做错了。他借这次宴会的机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承认自己的错误。
在宴会中，斯大林说了这样的话：我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成熟了，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的话，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客气话……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的多一些。但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于实际中去，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
在刘少奇谈到两次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时，斯大林认真地听着，不断表示赞同。在此过程中，他问刘少奇：“在你们的斗争中，我们是否扰乱或者妨害了你们呢？”斯大林实际上是以这种方式承认自己的错误。对此，刘少奇也明白。但为了维护斯大林的尊严，刘少奇巧妙地回答说：“没有。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同志完全可以不去，有周恩来同志去就可以了。但毛泽东同志去后影响很大，结果很好，我们立即就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明确表示对自己过去要求毛泽东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后悔，他说：“毛泽东同志去重庆是有危险的，CC特务有谋害毛泽东同志的可能。”斯大林接着问：“你们是否在有美国人参加的和平调停中受到了损失？我们是否妨害了你们？”对此，为了维护斯大林的威信，刘少奇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在和平运动中，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通过和平调停，让全国人民和进步力量认清了美国、国民党、蒋介石的真实面目，孤立了他们，使我们后来能够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
刘少奇的巧妙回答，既给了斯大林面子，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表现出了他高超的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对此，斯大林也十分高兴。他最后说了这样一句著名的话：“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中国同志总是客气的，讲礼貌的。我们觉得我们是妨碍过你们的。你们也有意见，不过不肯说出来就是了。你们当然应该注意我们讲的话是否正确，我们常常不够了解你们的实际情况，可能讲错话。如果我们讲错了，你们还是说出来好，我们会注意到的。”
斯大林如此宽广的胸怀和自我批评精神，使刘少奇十分感动。在这次宴会上，斯大林说了这样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两兄弟之间的友好团结是最重要的，对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斯大林在世，我们两国人民应该是团结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应该是团结的。团结就是力量！我们之间的团结，是与世界革命和人类命运息息相关的，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听斯大林说了这样的话，大家纷纷起立，祝斯大林同志身体健康！
7月31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请刘少奇先行回国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王稼祥在莫斯科继续商谈未尽事宜。8月2日，刘少奇致信斯大林，把毛泽东电报的意思告诉了斯大林，并希望柯瓦廖夫和一些苏联专家能和他一起回中国。斯大林很爽快地同意了，并指示有关部门挑选了220名优秀的各方面专家去中国。此后，刘少奇在苏联又处理了许多有关两党两国关系的实质性问题后，即准备启程回国。8月14日，刘少奇在临行前给斯大林写了一封致谢信，表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斯大林及苏共中央的由衷感谢的心情。8月25日，刘少奇率代表团同苏联专家们一起回到中国沈阳。至此，刘少奇圆满结束了对莫斯科的秘密访问。
时隔几十年后，当年与刘少奇一起秘密访苏的师哲对刘少奇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少奇同志自始至终以充沛的精力、振奋的精神，带领代表团的同志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成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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