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北宋中前期，是帝制时期最好的时代，也是问题重重的时代

近年以来，有不少人对宋朝的态度发生了一些重大转变。比如，北宋首都东京汴梁开始成为热门的穿越目的地。在二十年前，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20世纪以来，中国人所热爱的朝代是汉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汉武帝前期的汉和安史之乱之前的唐，因为那是华夏民族最具扩张力的时候。“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这样的句子，激荡着强烈的民族情绪，读来令人血脉偾张。

在汉唐的穿越想象中，穿越者给自己所设定的角色其实多半是皇帝，至少也是将军，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中的那“一将”。汉唐的穿越想象中，看不见“万骨”，更看不见“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蚀骨悲情。

穿越的热门目的地从汉唐转向宋，表明中国人看历史的心态开始摆脱鸦片战争以来的不平之气，趋向平和，开始关心个体的命运，欣赏优雅、沉静、细密的和平之美。

愿意选择宋朝作为穿越目的地的朋友，不再执着于“万国来朝”的天朝想象，而是接纳“天有二子”的事实，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宋辽、宋夏之间和平共处、友好往来的事实。

宋朝穿越者的自我角色设定多半是读书人，可以是寇准、范仲淹、韩琦、包拯，可以是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可以是“二程”，可以是“三苏”，可以是苏黄米蔡，也可以是柳永、晏几道。

宋朝的疆域不能与汉唐媲美，但是宋朝士大夫的天地与心胸并不因此而坍缩。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立朝仗义，可执国柄、却强敌，“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当仁不让君与师。

他们治民有道亦有术，修渠凿井以便民，以工代赈以救荒，兴建学校，推广教育，以利民为政绩。公务之暇，退闲之后，贬谪之中，他们诗词唱和，书画怡情，以茶以酒，或阐释经义，或著作史传。东京梦华，令人神往。

当代青年的穿越梦想与民国学者陈寅恪的宋朝观遥相呼应。陈先生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而陈寅恪先生的宋朝观则可以上溯至元代学者欧阳玄对宋朝的赞美：“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

关于欧阳玄的话，余英时先生有精到的解读，他说：“宋代在政治史上虽不能和汉唐争辉，但在文化史上则有超越汉唐的成就。”余先生所说的“政治史”，指的是传统政治史中最看重的“国力强盛、疆域开拓之类”，而他所说的“文化史”正与本书所标举的“政治文化”相契合。

若论个人的读史感受，我以为，11世纪中期，北宋东京曾经出现了帝制时期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如《宋史·仁宗本纪》所言：“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

官僚队伍的效率并不怎么高，但是没有残忍刻薄的官员；刑法的执行似乎很松弛，但是法官大多公平正直；朝政不是没有弊端，但是不足以败坏大局；朝臣之中不是没有小人，但是不足以压过良好的风气。

这是一种并不纯净整齐的中庸的美好，它容纳了人性的复杂，因而是真实的，按道理讲，应该也是可以长久的。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一点，不仅是我的读史感受，也是宋朝人的感受。华夏第一政治通史《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把截至宋朝的华夏历史分为“王政”和“霸政”两个时代，他观察到，自从平王东迁进入“霸政时代”以来，“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而这五百余年中间，又有着数不清的小动乱，并不太平；唯独本朝，自从979年太宗平定北汉，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基本上做到了“内外无事”。

通过历史比较，司马光得出如下结论：“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

差不多同时，大儒程颐表达了同样的“本朝自豪感”，他说：“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

在北宋中期，人们普遍相信，“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超越古今，在帝制时期的“朝代竞赛”中独占鳌头，“三代而后”属第一。但是，北宋人对本朝政治的批评，却可能是华夏政治史上最为密集、激烈和尖锐的。

淳化五年（994年）上元节，宋朝的第二代皇帝宋太宗在端拱楼举行盛大的上元招待会，发表了题为“理乱在人”的重要讲话。讲话首先追忆了五代战乱给社会造成的创伤，特别是四十四年前后周太祖郭威篡汉纵兵掳掠开封那悲惨的一幕，“夫否极则泰来，物之常理。晋、汉兵乱，生灵凋丧殆尽。周祖自邺南归，京城士庶，皆罹掠夺，下则火光，上则彗孛，观者恐栗，当时谓无复太平日矣”。

“追昔”当然是为了“抚今”，太宗最后总结说：“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

天下的治理和混乱都取决于人的努力。宋太宗的话，虽然有自我吹嘘的嫌疑，终究还是有感而发、情真意挚的。

皇帝讲完，按理就该轮到群臣山呼万岁，高喊“陛下圣明”了。然而，宰相吕蒙正却是这样回应的，他“避席曰”——从充满了喜庆气氛的丰盛筵席间走出来，严肃地说：“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

京城集中了全国的精华，才会有眼前的繁盛。城门之外，不出数里，就有冻饿而死的人。愿陛下把目光伸向远方，看到广袤土地上的芸芸众生，这才是天下苍生的幸运。

上元是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在这样普天同庆的喜庆场合，宰相却拒绝配合演出、粉饰太平，皇帝虽然一时尴尬，“变色不言”，却也只得听纳。这就是宋朝的政治。

1040年初，由于宋夏在陕西开战，百姓负担加剧，南方的一些州军出现了小股盗贼，规模其实并不大，但是，盗贼白昼入城公然劫掠，造成了巨大恐慌。

庆历三年（1043年），朝堂之上，有人指责朝廷墨守成规，“只守弊法，不肯更张”，为照顾官僚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惟恐不才不贤者怨恨，不早罢去，故以州县委贼残害”。义愤所激，此人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若以朝廷自来处置次第，早合贼满天下......若朝廷依旧避人怨恨，不早更张，臣恐盗贼愈多。窃据州县，或称将军，或称太尉，或称帝王，兵戈四起，所在僭伪。事到如此，生灵如何？社稷如何？朝廷守此一城，还得安稳否？”

这样激烈的批评之词，出于何人之口？枢密副使富弼。他的听众是谁？仁宗皇帝。接下来的庆历新政，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对地方长官进行甄别裁汰。有问题就要面对，唯有直面才能解决。这是宋朝政治。

嘉祐六年（1061年），又有人这样尖锐地批评皇帝与朝政。他首先批评皇帝缺乏未雨绸缪的远见：“古之圣人，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夫无事而深忧者，所以为有事之不惧也。今陛下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陛下失所忧矣。”

接着，他又严厉地批评了皇帝的施政与个人作风对国家财政、政治风气和社会民生所造成的危害——“陛下择吏不精，百姓受害于下，无所告诉”；“陛下赋敛繁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他质问皇帝：“吏之不仁，尚可以为吏之过；赋敛之不仁，谁当任其咎？”那么，陛下的钱用到哪里去了呢？官吏俸禄、军费开支、外交开支这三样，是不当省也省不下的，“臣独怪陛下内有宫中赐予玩好无极之费”，“凡今百姓所为，一物以上，莫不有税。茶、盐、酒、铁，关市之征，古之所无者，莫不并行。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宫中无益之用，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无有”。

宫中宠姬上千人，国家财政困难，老百姓日子愁苦，宫中赏赐却从无节制，财政主管不敢争辩，宰相等臣子不敢劝阻，底下人奉宫里的条子办事，比处理军机要务还要麻利。

“臣恐陛下以此获谤，而民心之不归也。”这简直是在诅咒皇帝了，是谁发出了这样尖锐刺骨的批评？年轻官员苏辙，批评的对象包括仁宗皇帝、宰相府和三司（财政部）。

苏辙的文章其实是考试答卷，命题作文，言辞慷慨，但是严重跑题，说得也不全对——他太年轻，无法理解皇帝人生的无奈。

然而，被他批评的人，包括皇帝、宰相、三司使都承认，这个年轻人指出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经过一番讨论之后，苏辙还是被录取了，因为这一场考试要寻找的，正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宋仁宗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这就是北宋前、中期的政治状态。

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认为批评会损害本朝的伟大。司马光以历史学者的严谨，论证了本朝是“三代以来仅有”的治平之世。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最称职的批评者。司马光做了四年零三个月的谏官，共上谏书一百七十多道，平均每个月三至四道，差不多是最勤奋的谏官。

被他批评过的人，首先是“今上”，然后是后宫的宠妃、傲娇的公主、弄权的宦官、膨胀的外戚，再然后是以宰相为首的文武百官。

在司马光的眼里，朝廷的长治久安是第一位的，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只要危害了朝廷的治安，都必须予以纠正。批评错误与赞美成就，是司马光忠诚于宋朝的方式，这是“大忠”之爱，他忠于江山社稷而非皇帝个人。

南宋赵汝愚编有《国朝诸臣奏议》，专收批评文字，几乎所有宋朝官员的现存文集之中都有对朝政的批评文章。在宋朝的政治制度中，存在着专司批评的官员——台谏官。而台谏官绝非唯一的意见群体。通过不同的制度渠道，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各级各类官员人等的意见都有可能“上达天听”。“防范壅蔽”，保持皇帝和朝廷的信息通达，是宋朝政治的重要目标。在宋朝的政治传统当中，批评被认为是保持政治机体健康的法宝，他们相信“国事成败在宰相，人才消长在台谏”。

御史台和谏官并非宋朝的创造，也非宋朝所独有，然而纵观中国历史，监督与批评如此成功地发挥着帝国政治纠错功能的，似乎唯有北宋东京。原因何在？

帝制时期，大的政治结构都是君—臣—民。让朝代与朝代拉开距离、时代与时代发生变奏的，第一是开国之君的见识、襟怀与格局——本朝传统，从这里开端。

第二是守成之主的性格、心理与教育——皇权本质是至高无上的，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因此，守成之主是否受到良好的儒家教育，他的性格如何，心理状况怎样，会深刻影响王朝的政治走向。

第三是官僚集团的整体状况，最重要的指标是是否出现分裂。选拔的方式决定了官僚的平均素质，杰出人物的标杆作用塑造官场风气，而官场风气会决定大多数平庸之辈的精神面貌。

皇帝的好恶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谁能脱颖而出，成为杰出人物。但是，官僚对于皇帝并非不能制约。先儒的教导赋予他们引导皇帝的精神特权，然而在现实之中，要想对皇帝进行教导，官僚集团必须在大面上保持团结，不能出现恶性分裂。

一旦官僚集团出现恶性分裂，陷入小群体的利益之争，官僚集团便会跌下道德制高点，失去教育引导皇帝的资格，沦为皇权顺从而谄媚的奴仆。而皇权在得到奴仆的同时，却失去了“同道共治”的助力，愈专制，愈危险。

以上述标准衡量，北宋政治得天独厚。用程颐的话来说，本朝立国百年，之所以能够取得“三代而后”的治绩，必须归功于开国皇帝的智慧，“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宋太祖赵匡胤开国时只有三十五岁，身体强健，心态平和豁达。他军人出身，经历过生死考验，对生命和“人心”都有一种特别的珍惜。

就像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所说的，太祖爱民，一切政令“以安利元元为事”。继任皇帝太宗，在宋朝历史上具有“第二开国皇帝”的意味。他大开科举之门，提拔新进士，开创了宋朝“以文官包打天下”的政治格局。

再接下来，真宗保守太祖、太宗留下的基业，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在关键时刻起用了自己有所忌惮的能臣寇准，以务实的澶渊之盟奠定了宋辽之间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后来大搞神圣崇拜运动，造成了巨大的财政消耗，功过相抵，不算败家。

第四位皇帝仁宗性格温和，敬畏天道人心，克制私欲，坚持和平的对外原则，没有滥用民力；在统治集团内部，他维护言路畅通，不偏听偏信，保持了谏官、御史制度的有效。

从开国之君太祖到守成之主仁宗，就像程颐所说的，“四圣百年”，皇帝的人选基本靠谱。所以，才有了司马光所说的“三代以来数第一”的成就。

当然，这个时代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如《宋史·仁宗本纪》所说，官僚队伍的效率并不怎么高，但是没有残忍刻薄的官员；刑法的执行似乎很松弛，但是法官大多公平正直；朝政不是没有弊端，但是不足以败坏大局；大臣之中不是没有小人，但是不足以改变良好的风气。

这四个句子，句式特点相同，都用“而”（但是）将两个小句子联系起来。“但是”之前是委婉的负面意思，“但是”之后是直接的正面回应。把负面意思联起来，就是百年统治之后宋朝的主要（并非全部）问题了：官僚队伍效率不高，刑法松弛，朝政存在种种弊端，大臣良莠不齐，君子小人杂用。

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问题重重的时代，两者并不矛盾。未来是更好还是更坏，取决于人们的选择。

本文节选自赵冬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化学者)新书《法度与人心》（中信出版社），读史系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