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清军入关后，冯铨第一批投降了新朝，多尔衮恢复其原衔，获得进入内三院佐理机务之资格，顺治二年又命冯铨充任《明史》总裁之一。然而冯铨早在天启年间就因依附魏忠贤而臭名昭著，明亡后又是第一批觍颜降清的旧臣，为世人所不齿。更致命的是，让冯铨来修《明史》，很容易让当时的汉族士大夫们想起一桩旧案，那是在天启六年（1626）正月，在魏忠贤授意下，冯铨担任总裁官编修了一部名为《三朝要典》的史书，虽名曰修史，实际上是作为阉党打压异己的工具，此书纂辑万历、泰昌、天启三朝有关三大案的档案资料，加上混淆视听的案语而成，是一部以篡改历史闻名的“史书”，堪称修史反面教材。此事才过去20年，不少当事人还在世，多尔衮也不知怎么想的，竟然让一个在修史方面有如此黑历史的人来牵头修《明史》。
第三项“大局多事”实乃主要原因。五月初二下旨修史时，南京的南明弘光政权尚存，虽然仅在一周后清军就进入南京，颠覆了弘光朝廷，但不久后又因颁布“剃发令”引起全国汉人强烈反抗，尤其是南方抗清运动愈演愈烈，相继出现南明隆武、绍武、永历诸政权，负责纂修《明史》六总裁之一的洪承畴不得不南下镇压抗清运动，范文程亦忙于政务无法抽身。不久后，另一位大学士李建泰也出事了，顺治六年（1649），大同守将姜瓖受全国抗清运动影响，举兵复叛，李建泰于此时响应。与京师近在咫尺的大同兵变对清廷震撼非常大，多尔衮亲自率兵前往大同平乱，最终消灭了姜瓖并尽屠大同城之民，李建泰也兵败被擒，被清廷处死。
顺治朝的动荡除了满汉矛盾之外，满洲内部的斗争也十分凶猛。紧接着的顺治七年（1650）冬，摄政王多尔衮暴死，两个月后，一场针对多尔衮的清算运动随之展开，负责《明史》纂修工作的两位满洲官员刚林和祁充格皆无一幸免卷入这场政治风暴中。瓜尔佳·刚林隶满洲正黄旗，皇太极时期曾任《清太宗实录》总裁，没想到多尔衮死后被清算，刚林被坐实依附多尔衮而诬改《清太祖实录》之罪名，遭斩首籍没。镶白旗的祁充格也作为多尔衮的势力被肃反，与刚林一起伏诛。
这样一来，负责纂修《明史》的六位总裁，半数死于非命，两位忙于军政，只剩下一位冯铨还是臭名昭著、劣迹斑斑，修史工作之进展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清廷因政局不稳，对于明史如南明诸帝、努尔哈赤与明朝关系等问题还十分敏感忌讳，也给修史带来极大阻碍。结果官修《明史》成果也仅是“仿《通鉴》体，仅成数轶”，反而民间庄氏《明史》酿成血案，株连无数。顺治一朝的《明史》编修几乎无实质成果，唯留下一路血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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