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厌恶苏轼令他“不许入国门”，朝中大臣做了什么让他放下了偏见？

熙宁四年（1071），苏轼被贬出京，距离他上《贾谊论》的嘉祐六年（1061）刚好过去了十年。十年过去，觉得远胜贾谊的他却同样未能得志。在他此时许多书信尺牍中，屡屡有“大忤权贵”“颇为当柄者所愤，孤远恐不自全，日虞罪戾”，以及“不能降意委曲随世，其为齑粉必矣”（均出自苏轼《与子明九首》）之类自怨自艾的话。尽管他可以如是排解和粉饰，同时也获得了旧党“士大夫交口誉之”，然而代价是朝廷对他极不待见。熙宁十年（1077），苏轼在密州任期满回京述职，结果“有旨不许入国门”，即不允许他进汴京。他只能在京郊的范镇家暂住。北宋官场历来重内轻外，苏轼在地方上连续任职而不被调回京城，已经是贬黜，而朝廷明令他“不许入国门”，那更是将皇帝对他的反感表达得明白无误，不啻直言皇帝不想见他的面。

当然，后人很难分辨对苏轼的这种待遇是不是王珪、蔡确、吴充等人搞出来的幺蛾子，但能得到神宗首肯，至少说明皇帝依然没有重视苏轼，只把他当成一个反对新法的寻常臣子看待。不过事情也不是全无变化，由于苏轼在地方上做得有声有色，神宗多少还是对他的吏干留下了印象。因此，尽管苏轼在地方上对新法颇有牢骚，做了许多诗词讽刺，被沈括收集起来打了小报告，神宗看过之后并没有太在意，只是视为政见不同而放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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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二年（1079）年，时移势迁，新法已经成为北宋朝廷不可争论的庙谟国是，执行效果也同神宗自己的皇帝权威直接挂上了钩，苏轼昔对新法的嘲讽就变成了“讪上”大罪。在宋神宗的默许下，“乌台诗案”爆发，苏轼从主政地方的二千石顿时沦为诏狱的阶下囚，被抓回京城御史台，在被关押审讯130天后才在各方斡旋博弈下获释。对苏轼来说，卷入文字狱固然是无妄之灾，但或许可称为因祸得福，正是在“乌台诗案”中，宋神宗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

“乌台诗案”爆发之后，朝野为苏轼说情人之多，超乎宋神宗的意料。苏轼的弟弟苏辙上了一篇情真意切《为兄轼下狱上书》，从亲情的角度出发，强烈诉诸神宗的恻隐之心。同时，致仕的前朝重臣张方平和范镇也纷纷上疏请求释放苏轼，他们作为苏轼的亲友和恩师，出面说情理所应当。说情者中不仅有中立的王安礼、吴充，甚至还有王安石、章惇等新党成员。他们的意见很一致，苏轼有大才，应当予以保护。当时直舍人院的王安礼告诉宋神宗：“轼文士⋯⋯今一旦致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吴充进谏时也提醒说：“陛下以尧舜为法，而不能容一苏轼，何也？”章惇作为苏轼的同年，还特地向宋神宗指出，苏轼是“直言极谏科，擢为第一”，谏言本就是他使命，况且人才难得；而远在金陵的王安石近乎一锤定音地告诉宋神宗“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

毋庸置疑，正是诸位立场、地位迥异臣僚的劝谏，才让宋神宗“惊曰：‘朕无他意’。”他可能真没意识到苏轼才华的价值，还在纠缠于往事。熙宁八年（1075），他在和王安石谈及被贬出京的苏轼时还说：“如苏轼辈为朝廷所废，皆深知其欺，然奉使者回辄称荐。”所言的“欺”乃“欺君罔上”之意。神宗认为苏轼“欺君”，不是什么小事，极可能是对苏轼在变法初期政治态度大逆转心怀不满，进而默许“乌台诗案”的发生。等到案件爆发之后，苏轼居然获得政敌王安石在内的朝野人士一致保荐，难免让神宗有所触动，特别是太皇太后曹氏在临终前专门告诉他，仁宗曾因为苏轼、苏辙中“制科”试合格而“喜甚”，认为自己为后世子孙选拔出了两名太平宰相之才，此时让孝顺的神宗彻底重审了自己对苏轼的态度，最终从轻发落，只是将苏轼贬斥到黄州了结。

对心高气傲的苏轼来说，“乌台诗案”确为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在熙宁年间的官场心态其实朝廷看得很清楚，就像王安礼说的那样：“轼以才自奋，谓爵位可立取，顾碌碌如此，其中不能无觖望。”正是因为昔日自以为是的狂傲招来文字狱的大祸，让苏轼不能不有所反省。在被宽大处理后，他写诗云：“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又云“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复用前韵二首》）均表现出一定的反思。毕竟，宋神宗正当壮年，如不出意外，苏轼还将在其统治下熬很久，如果还想在宦途上有所作为，那他就必须设法重获神宗青睐，换言之，就要调整自己的政治态度。不过好在经过一番折腾，宋神宗总算意识到苏轼是大才子，开始关注他的一举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