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1日，我党潜伏在军统内部的红色特工范纪曼不幸被捕，在为期数月的关押中，范纪曼从监狱看守口中得知，自己的名字已经被画上圆圈，对于军统十分了解的范纪曼知道，这是即将处死自己的前兆，于是范纪曼开始了自我拯救计划，并凭借一块木板的帮助，成功逃出了军统监狱。
那么范纪曼究竟是如何逃出监狱的？这块木板又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
爱国青年，积极革命
1906年，范纪曼出生于四川省梁山县的一幢大户人家，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岁那年，范纪曼告别了父母，主动外出求学，并且成功考上了武昌汉阳兵工厂学校。
范纪曼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立志参军报国，于是两年以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成为了黄埔第六期的学员，和罗瑞卿、臧克家、戴笠、廖耀湘等人成为了同学。
彼时国共正处于合作时期，范纪曼在同学的介绍下，接触了中国共产党，并且逐渐了解到共产主义思想，一年以后，范纪曼毅然决然的加入了我党，成为了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随着北伐战争的爆发，范纪曼投身到军队当中，成为了北伐王牌部队叶挺独立团的一员，并且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屡立战功。可是在一次战斗中，范纪曼不幸负伤，从而退出了枪林弹雨的战场，谁也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次负伤，让范纪曼彻底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悍然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举屠杀共产党人，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让革命事业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对于蒋介石的行为，范纪曼深恶痛绝，并立志要推翻这群反动派的统治。
同年9月，范纪曼回到了老家，并成立了中共梁山县支部，组织农民群众，发展土地革命事业。
彼时许多老百姓都不了解什么是革命，为什么要革命，针对这些问题，范纪曼主动出资，成立了“一六”剧社，自编自导了民主戏剧，在广大地区展开了巡回演出，向大家积极地宣传革命思想。
经过这次宣传，许多穷苦的人民群众都加入到革命队伍当中，并且准备在梁山县进行武装起义活动。
可是由于人多眼杂，武装起义还没开始，消息就已经走漏了，当地的反动军阀伙同地主豪绅对范纪曼展开了抓捕。为了范纪曼的安全着想，四川省委决定派他远走重庆，到那里帮助组织搞军队运动和学生运动。
到达重庆的范纪曼，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宣传工作中，很快就建立起了一支革命组织。
四次被捕，潜伏敌营
四年以后，范纪曼凭借着过硬的组织能力和积极地革命态度，被调往上海地区工作，担任我党驻上海法南区的交通联络员。在之后的几个月内，范纪曼认真负责地工作着，但是在一次党组织的集会中，因为叛徒的出卖，从而导致范纪曼第一次被捕。
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之后，范纪曼咬紧牙关，死不承认自己共产党人的身份，再加上他出身黄埔军校，一时间反动派们也对他无可奈何，在经过三个月的关押以后，范纪曼被亲朋好友救了出来。
这次入狱的经历，让范纪曼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往后范纪曼只能一面寻找党，一面读书求学，两个多月后，由于始终找不到上海党组织，范纪曼和女友相继考上了北平大学，两人便决定前往北平读书。
在大学期间，范纪曼相继学习了艺术、法律、经济等多门专业，并且还学会了日、俄、德三国的外语，闲暇之余，范纪曼还翻译了著名诗人海涅的作品。
当然范纪曼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一直在通过特殊手段联系我党，并且通过一位女同学接触到了我党北平地区负责人。鉴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和各种原因，负责人告诉范纪曼：“你要耐心等待，我们现在无法审查你的经历和工作，所以暂时不能恢复你的党籍。”
对于这种情况，范纪曼十分无奈，不过他要求继续参加革命，为党组织工作。面对这个满腔热血的青年，北平负责人同意了他的想法。“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范纪曼积极地参与抗日救亡活动，并凭借在多个学院学习的经历，被大家推举为北平大学学生会会长。
在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时，范纪曼带领五千余抗日学生上街抗议，并且要求北平当局同意他们到南京抗议，在遭到拒绝以后，范纪曼主动带领学生们到丰台卧轨，迫使北平当局不得不接受学生们的意见。
在到达南京以后，范纪曼联合全国各地的学生们，一起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党部发起了出兵抗日的请愿仪式。为了解决这群学生，国民党反动派出动了大量的军警镇压，并将带头的范纪曼打成了重伤，事情越闹越大，全国上下一片哗然，抗日呼声也日益高涨。
半年以后，中共天津市市委书记曹策意外被捕，并被军阀关入北平草岚子监狱，苦于没有人脉关系，曹策的妻子主动找来了同乡范纪曼，希望他能够设法援救曹策。想到曹策既是同乡，又是党内同志，范纪曼也就答应了下来。
为了寻求帮助，范纪曼主动找到了黄埔第五期的学长陈恭澍，并向其解释道：“曹策是我的亲戚，如今他落难，希望学长能够施以援手。”
对于范纪曼的要求，陈恭澍沉思了一会儿，既不答应也不否决。机智的范纪曼知道，这肯定是有要求要提，于是说道：“学长有事情的话，但说无妨，你我二人，有什么不能说的嘛？”
陈恭澍开口道：“这件事帮你也不难，但是我不能白帮忙啊，这样你精通外语，我手里面刚好有一批美国大使馆的外交文件，需要你帮忙翻译一下，你看如何？”
范纪曼听到以后，满口答应道：“学长说得对，如果能帮到学长，我自然不会推辞。”
很快，陈恭澍就通过关系把曹策给放了出来，而范纪曼也开始了为陈恭澍翻译的工作。在这期间，陈恭澍无意间发现这些外交文件记录着大量的国民党和日本人的军事情报，于是范纪曼便留了个心眼，多抄录了一份，将其传递给了上级组织。
经过这件事情以后，陈恭澍对范纪曼充满好感，并且屡次拿出外语情报，交由范纪曼翻译，而范纪曼也来者不拒，将这些情报全部传递给了党组织。
可是好景不长，半年以后，我党的一名成员意外被捕，并且将只见过一面的范纪曼指认为共党地下工作者，这件事情让陈恭澍十分恼怒，他大骂道：“范纪曼，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我这么帮你，你居然敢利用我？”
对于这种情况，范纪曼自然不会轻易承认，面对严刑拷打，范纪曼依旧咬紧牙关说：“与我无关”，由于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陈恭澍也无法轻易给范纪曼定罪，再加上一旦给范纪曼定罪，陈恭澍自身也脱不了干系，于是陈恭澍也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学弟范纪曼应该真的不是共产党。
最终范纪曼的女友找来了多名校友，让大家一起劝陈恭澍释放了范纪曼，碍于同学的情分，陈恭澎选择了妥协，将范纪曼放了出来。
经过这两次入狱事件，按理说范纪曼的革命热情也该受到打击了，但是范纪曼的革命热情不但没有消亡，反倒更加坚定了。
出狱以后，范纪曼回归了正常的大学生活，不过陈恭澎并没有就此罢手，反倒是在暗处继续监视着范纪曼，想看看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不过，这种行为很快就被范纪曼发觉了，为了打消陈恭澍的疑心，范纪曼决定将计就计，主动提出要加入军统北平站，要为党国效力。
面对这样一个当过兵，读过书，还懂外语的全能型人才，军统自然不会拒绝，于是从那天起范纪曼就成为了一名“军统特务”，但是在私底下范纪曼依旧干着共产党员的工作，凭借着出色的能力，范纪曼很快就在军统内出人头地，并且在两年以后被升任为军统北平站代站长。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范纪曼被调任到上海地区，为了掩饰身份，范纪曼和女友结了婚，并且在上海经营着一家商店。
表面上这家商店是军统特务的上海站点，暗地里这里却是我党在上海的据点。范纪曼一边为国民党搜集日军的军事情报，另一方面又把这些情报连同国军的军事部署传递给我党的组织上。
1941年9月，共产国际情报人员刘逸樵找到了范纪曼，对他说道：“不好了，日军准备查抄法租界的一座秘密电台，那里是专门联络延安的，一旦落入敌人的手中，一定会造成巨大损失。”
面对这种危机情况，范纪曼平淡地开着小车前往法租界，并且赶在日军到达之前，将电台和机密文件装入麻袋，在日军的眼皮子低下完成了安全转移，后来范纪曼又多次将电台的侦讯人员从法租界带出，转移到上海静安寺路大华商场。
两年以后，范纪曼受党组织的指示，前往南京搜集日军情报，结果就在他即将成功完成任务的时候，却意外被日军意外逮捕，面对日本人的严刑拷打，范纪曼依旧没有开口说话，他坚信组织上会来拯救他的。
结果还没等组织上的解救，国民党军统们就把范纪曼救了出来，原来就在范纪曼被捕之后，他的妻子就找到了陈恭澍，并说范纪曼是为了军统才被抓的，所以军统必须拯救范纪曼。面对这种情况，陈恭澍也动用了各种关系，在多番努力之下，将范纪曼救了出来。
经过这次事件以后，军统高层也算彻底信任了范纪曼，他们坚信一位能为了“党国”孤身犯险的人，绝对不可能是共产党员，他们又如何能知道这次行动，完全是场意外，却造成了范纪曼“忠心耿耿”的形象。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范纪曼在我党另一位地下工作者张子羽的引荐下，被推荐给了蒋介石的心腹大将陈诚，陈诚一把将范纪曼提拔到军统少将专员的职位。
此时范纪曼已经成为军统内屈指可数的大人物，就连大名鼎鼎的毛人凤也在范纪曼手下混饭吃。
之后范纪曼也彻底放开了手脚，将所有国民党内部的消息，直接传递给了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并且多次将国民党的军事计划泄露给我党，此时的军统内部已经被我党渗透成了筛子，国民党的内部动向，对我党毫无秘密可言。
1948年初，蒋介石已经决定将国民政府迁往台湾，并且暗示军统高层准备转移大量的金银和文物，这些全部被范纪曼传递给了我党。
一年以后，张子羽同志意外暴露，作为被张子羽推荐上位的范纪曼也被军统特务逮捕入狱。
在监狱内范纪曼依旧没有放弃表演，他大声地喊道：“我为党国扛过枪，我为校长负过伤，我是国民政府的功臣，我不是地下党，你们去打听打听，无论是毛人凤还是戴老板，那对我都是十分信任的，这都是阴险小人的污蔑，才造成我今天的结局，早晚有一天我会出去的。”
就在范纪曼等着被营救出狱的时候，却意外得知自己的名字被画上了圈，熟悉军统规矩的范纪曼知道，只有死人的名字才会被画圈，如今自己死路一条，只能自救脱身了。
一天夜里，范纪曼趁着上厕所的功夫，偷偷跑到了监狱的围墙边，并且用偷来的木板支在脚下，爬出了监狱的竹篱笆，在这个过程中，范纪曼的脸还不幸被刺伤了，但是他仍旧忍痛跑到组织的秘密据点，并被组织里的人安全转移走了。
上海解放以后，范纪曼回归到了组织上，并且到上海戏剧学院任职，这位老革命从来没有向组织上提过什么要求，在为国家立下诸多功勋之后，却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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