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夔龙是一个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做过清朝最后一任直隶总督。
陈夔龙生于1857年，是贵州贵筑（今贵州省贵阳市）人，自幼家境贫寒，8岁时父亲去世，在母亲的抚养下长大。好在穷人的娃儿早懂事，陈夔龙从小就懂得勤奋读书，要走科举考试这条道路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在经过二十多年的寒窗苦读后，1886年，陈夔龙进京参加会试金榜题名，考中进士，步入官场，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
一个人想在晚清官场上混得开，要么有背景，要么有后台。陈夔龙是贫寒农家子弟，既无背景又无后台，几乎很难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好在他长得一表人才，还能言善道，很会讨上司的欢心，文章也写得不坏（美风仪，能文词，以敏干为上官所赏），因而在官场上混得风生水起，40来岁就当上了漕运总督。
由于在官场上左右逢源，长袖善舞，陈夔龙被誉为“巧宦”。这种称号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就见仁见智了。
1909年，62岁的陈夔龙步入人生巅峰，奉命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
直隶总督总管直隶地区的军民政务，位高权重，被称为清朝八大总督之首。能够担任直隶总督者，都是清廷十分信任和器重的股肱之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张树声、王文韶等人。由此可见，陈夔龙在清廷里的地位，还是非常高的。
陈夔龙是一名非常守旧的官员，坚守“祖宗成法”。对于这一点，陈夔龙从来没有隐瞒，反而引以为豪。他说：“所可以自慰者，厥有三端，一不联络新学家，二不敷衍留学生，三不延纳假名士。”他强烈反对张之洞等人废除科举制度，兴建新式学堂，说“宁知学堂之害，于今为烈，试问今日革命巨子，何一非学生造”，悲叹“科举一废，士气浮嚣，自由革命，遂成今日无父无君之变局”。对于1911年爆发的武昌起义，陈夔龙更是深恶痛绝，视为“大逆不道”之举，声称辛亥革命“作乱犯上，自取屠戮之戚”。
在风云激荡的清朝末年，陈夔龙保持这样的观点，自然会对时局产生很大的误判。
消息传出，舆论大哗。陈夔龙成为全国各大报刊批驳的对象，狼狈不堪。
更加难堪的还在后面。
温世霖被发配的路上，除了陕西、甘肃的总督、巡抚没有接见外，其余沿途地方官员都热情接待了他，嘘寒问暖，设置宴席，提供住宿，还奉送盘缠。押送人员也对温世霖呵护有加，待如上宾。温世霖这一路过去，根本不像朝廷犯人，而是一名出巡视察的高官。温世霖借此机会对沿途的工商经济、风土人情、民俗官风、教育状况等进行详细考察，写下了《昆仑旅行日记》一书。
这让陈夔龙的一张老脸往哪搁呀？
1911年10月10日，当著名的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夔龙频频向清廷建言献策，建议将在武昌起义中应对失策的湖广总督瑞澄革除职务，将四川总督岑春煊调入收复武汉。清廷全部予以接纳。
武昌起义的爆发，使得清廷的统治土崩瓦解。全国各地督抚纷纷宣布独立。在这种局势之下，陈夔龙依然在直隶地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防范革命党人的活动。当时，天津绅商学生发起独立请愿活动，陈夔龙一方面假意安抚，另一方面却悄悄派遣军队进行强力弹压。
然而，陈夔龙的所有努力，都不过是螳螂挡车。辛亥革命的洪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当陈夔龙看到清廷已经进入覆灭阶段，回天无力时，只得告病去职，离任直隶总督。不久，溥仪和隆裕太后">隆裕太后便宣告退位，给享国近300年的清朝画下句号。由此，陈夔龙便成为清朝最后一任直隶总督。
进入民国时期，陈夔龙躲进了上海租界，当上了寓老，依靠为官几十年搜刮的民脂民膏过上了悠哉乐哉的晚年生活。
陈夔龙作为晚清遗老，终生怀念“皇恩浩荡”，唯一值得肯定的是，在抗战期间，没有投靠日本人，保持了民族气节。
1948，陈夔龙病逝于上海，享年91岁。那时候，他念念不忘的清朝已经覆灭了36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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