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水浒传》里有这样一段情节:
宋江被发配到江州后,一日在“浔阳楼”酒楼喝闷酒后,乘着酒兴,在酒楼的白粉壁上挥毫写了一首《西江月》词和4句诗歌。不料,黄文炳从4句诗歌里嗅出了“反诗”的味道,告发到江州知府,差点害宋江人头掉地。
无独有偶,南宋初期,一个叫俞国宝的江西诗人,在西湖边一家酒家喝酒时,诗兴大发,于是在屏风上写了一首《风入松》词。
后来,宋高宗赵构微服私访时,看到了这首词,赞不绝口之余,还将其中的一句“明日再携残醉”改为“明日重扶残醉”。小酒家的老板颇有文物保护意识,立即将宋高宗御笔改过的的屏风用碧纱罩住。
再后来,《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黄蓉来到这家酒家时,出于对“重用秦桧、害死岳爷爷”的宋高宗的不满,飞起一脚将屏风踢得粉碎,将围观的一名书生送到酒缸里去淹得半死,还奋起神威将一座酒家化为断木残垣。
喜欢在墙壁上题诗的文人,自然不仅仅是宋江、俞国宝。
1048年,41岁的欧阳修奉命出任扬州知州。欧阳修经常到扬州西北郊区的大明寺游玩,喜欢这里的清净优雅,便在大明寺内修建了一座平山堂。欧阳修在平山堂与文朋诗友聚会,诗兴大发之际,直接挥毫在墙壁上题诗作词,不亦说乎。
1079年,苏轼从徐州知州任上调任湖州知州,途径扬州平山堂时,看到墙壁上欧阳修的题壁墨迹依然存在,一幅龙飞凤舞的样子,不禁怀念起当年平山堂高朋满座的盛况,写下平山堂调寄“西江月”一词,来纪念恩师欧阳修:“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
既然文人喜欢在墙壁上题诗,有些酒家、旅店、寺庙等热门场合,会设置一块专门用于题诗的板子,叫做“诗牌”。“诗牌”预先刷一层白色的粉,写满了诗词后,可以洗掉,再刷上一层白色的粉,重新利用。“诗牌”的出现,不但能让更多文人有题诗的机会,还避免了在墙壁上杂乱无章题诗影响观瞻。
文人出门在外,随身不可能带上纸笔墨砚。为了方便文人随时题诗,不少酒家、旅店、寺庙都准备了纸笔墨砚。宋江在“浔阳楼”酒楼想写词时,便是“唤酒保索借笔砚来”。那时候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借,便是将自己的脑袋借了出去。
由于文人爱在墙壁上题诗,许多好事者会跑去抄下来,流传开去。于是,酒家、旅店、寺庙的墙壁,就相当于互联网时代的公共论坛。文人们就是一个个活跃的大V。
宋朝文人之所以热衷于在墙壁上题诗,除了外出不会随时携带纸笔墨砚外,主要是因为那时候纸张较为昂贵,印刷出版的成本又太高,一般文人根本就承担不起出书的费用。
1176,舒州公使库曾经印刷出版了一部《大易粹言》。在书籍的末尾,有雕造所的一段告白:“……今具《大易粹言》一部,共20册。合用纸数、印造工、墨钱下项:纸副耗共1300张;装背饶青纸30张;背青白纸30张;棕、墨、糊药、印背匠工食等钱共1贯500文足;赁板钱1贯200文足……”综合而言,《大易粹言》每部成本约3.3贯钱,售价为8贯钱。
如果以黄金基准来计算,南宋1贯铜钱约相当于460元。3.3贯就相当于今天的1518元。8贯钱相当于今天的3680元。
如果以米价基准来计算,南宋1贯铜钱约相当于148元。3.3贯就相当于今天的488元。8贯钱相当于今天的1184元。
就算以米价基准来计算,动辄一本几百元的印刷成本,也是足以让许多人望而却步。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在宋朝的时候,一个文人家里要是没有万贯家财,是断然不敢出书,也不敢随意买书的。宋真宗说“书中自有黄金屋”,看来还真没说错呢。这样一来,在墙壁上写诗,成了经济成本最低的一种文学创作方式。
明朝、清朝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印刷出版的成本降低了不少。《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便有机会问世。否则的话,按照宋朝的出书成本,光是出一部80多万字的《西游记》,就得让吴承恩老先生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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