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1963年底，周总理亲至东南某岛屿上会见对岸哪位高层

“解放台湾”，这是我童年时经常见的，刷在墙上的标语口号，直到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后，逐渐稀少，最后绝迹。其实，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共向台湾发表了五次《告台湾同胞书》，而1979年元旦这次其实是最有影响力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而在建国初期，解放台湾一直是中共要完成全国统一的头等大事。从我们今天已知的历史来看，我们从未承诺放弃武统的准备。但中共一直尝试着对话，以协商和和平的手段将中国大地完成最后的统一。一手准备军事解决，一手建立对话通道，自新中国开始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抗美援朝战争、全国剿匪斗争结束以后）以来，从未改变过的对台方针政策。

其实，中共对台当时的国民党当局方针政策一直有个演变的过程。到了1955年8月，中美两国在日内瓦开始有了大使级的外交接触，这为中共和平解放台湾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

1956年以前，中共对台基本方针主要是武力解决。在1956年1月25日，根据国内和国际环境的演变，时任中共和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毛泽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是对台如何解决问题的政策分水岭，根据毛主席这一提议，迅即在当月的3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对台基本方针：“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统一而奋斗”。

为适应中共这一对台工作的新政策，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由总理周恩来直接领导。小组的工作由李克农、罗瑞卿负责，还有徐冰，罗青长、凌云和童小鹏等人做具体工作。下设对台工作办公室，办公地点设在中南海。

1958年8月23日，大陆用另一种特殊的对话，即著名的“金门炮战”。用炮火与台、澎、金、马保持“联系”，维持中国内战的态势，拖住美蒋，粉碎美蒋达到“划峡而治”的企图。鲜为人知的是，就在炮击金门前几天，毛泽东接见了中国著名记者曹聚仁，让他把中共主要是对美不对台的底细转告蒋氏父子。以此说明虽然海峡两岸在军事上又交了火，但祖国大陆并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种种努力。从此，早在抗战中便以深入战地取得第一手资料而驰名中外的曹聚仁，成为了今天人们口中所述的“两岸特使”。

抗战期间，在战地采访的曹聚仁夫妇

说个题外话，曹家也可谓一门忠骨，除了曹聚仁活跃在抗战战地采访中，其弟曹艺（曹聚义）则是中共二十年代后期的党员，曾是黄埔军校中共地下党总支书记。在抗战战场上浴血奋战，尤其在远征军战场上，率领汽车部队出生入死驰骋在国际交通线上，后来官至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部副司令。在金华起义后，归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员。1950年，调入交通部任职。

中共开始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办法，继续开展对台工作。对台湾问题，大陆既从中、美、苏“大三角”全局来考虑，但把工作重点放在“小三角”（即蒋介石、蒋经国、陈诚）上。为此，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以配合对台战略的转变。如特赦像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郑庭笈、宋希濂等原蒋军高级军官等。这些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致信台湾方面的国民党军政要员，说明大陆新的对台政策，希望通过和平谈判，实现祖国统一。这些行动，对台湾方面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60年代后，美国施展“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加强与中国政府的接触，另一方面又向台湾当局施加政治、经济压力，继续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美蒋矛盾加深扩大。毛泽东认为这是开展对台工作好时机。

1960年5月22日，毛、周研究商讨后，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确定了对台的总方针是：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给下一代去做。毛泽东同时还提出了对台的具体政策，周恩来将其归纳为著名的“一纲四目”。

一纲四目：

纲：台湾回归，祖国统一。

目：1.台湾归回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悉由台湾领导人全权处理。

2.所有军政及经济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

3.台湾之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必俟条件成熟，并尊重台湾领导人意见协商决定，然后进行。

4.双方互约，不派遣人破坏对方团结之事。

毛泽东，周恩来，张治中

为了把中共准备和谈的诚意和信息传递到台湾，大陆通过与国共两党高层都有深交和影响的张治中、傅作义、李济深、邵力子、章士钊等人士，分头寻找线索和渠道转达。曾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回忆：1962年，有一次，周恩来邀请张治中、傅作义、屈武等在钓鱼台吃饭。席间谈到台湾问题，周恩来希望他们写信给台湾当局，告诉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后来屈武给于右任写了信，张治中、傅作义给蒋经国、陈诚等人分别写了信，转达了周恩来的意思。

1963年初，周恩来再请张治中、傅作义致信陈诚，阐明台湾的处境与前途，说明今日反台者并非中共实为美国，而支持台湾者并非美国实为中共。中共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之不可侵犯性。

1963年底，经过通信和有关人士沟通，国共双方关系又有了新的进展，决定双方在南海举行高层密谈。关于如何商定密谈时间、地点，双方参加人员，至今尚未解密，仍然扑朔迷离。

但根据蛛丝马迹的记载，我们还是能一窥端倪。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兼南海舰队司令员吴瑞林将军生前有回忆文章和回忆录，讲述了1963年底他为周恩来总理的一次护航行动。据吴瑞林回忆：1963年12月初，海军通知我和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前往北京，萧劲光司令员将向我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会议结束后，时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的罗青长突然到我的房间。他说：“我是刚从总理那里来的。我来向你传达一个重要任务。总理要去视察珠江口，还有两位首长同总理一起去，再就是童小鹏同志和我，还可能有广东省公安厅厅长或副厅长，人数不多。”我问：“有多少时间准备？”他说：“五天时间以内。”他又说：“此事，保密第一，安全第一。这是绝对重要的。”我问他：“是否要报告海军首长？”罗青长说：“我已请示了总理，总理指示说：不必兴师动众。示意我不要再报告海军了，你回到广州后，可将此事告诉陶铸和黄永胜两个人就行了。还有舰队参加此项接待任务的有关员。”当然，彼时吴将军也并不知晓周总理南海之行的真正目的。直到30多年后，吴瑞林才从他的老战友、原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口中，才刚刚得知周总理昔年绝密之行的目的。三个月后，老将军溘然长逝。

吴瑞林回到舰队立刻作了周密安排。并至当时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陶铸的办公室，向陶铸和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副司令员温玉成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总理准备视察珠江口的指示。

一艘大型登陆舰先至内伶仃洋等岛名义上是进行训练，实际上是对香港执行观察警戒，一艘中型登陆舰放在三灶岛进行训练，实际执行对澳门进行观察警戒。另外两艘扫雷舰、两艘猎潜舰和一艘巡逻艇，做好出海的一切准备工作。

1963年12月6日，周恩来一行在出访亚非欧十几个国家前夕，乘专机抵达广州。童小鹏和广东省公安厅孙副厅长首先前往黄埔港检查准备工作，认为细致周到。

1963年12月7日，周总理按时视察黄埔，与他同行的还有副总理陈毅元帅，以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张治中，随行人员童小鹏、罗青长，陪同者为陶铸，一行人从新州乘船到达黄埔，吴瑞林在新州等候将他们接过江来。周恩来在参观了黄埔军校旧址后与陶铸、王全珍副司令员等握手告别。

转至848护卫舰，由吴瑞林陪同，检阅了南海舰队部分官兵。由134扫雷舰的护航下，848护卫舰沿珠江口向伶仃洋进发。从广州到边境的预定地点，海上要有一天多的行程，吴瑞林命令护卫舰低速行进。舰艇沿着珠江水道经番禺莲花山、东莞虎门要塞前进，天将黑时，驶入了伶仃洋，先到唐家湾抛锚地抛锚。为确保周总理等人的安全，布置了水面巡逻。

第二天早上，吃罢早餐，吴瑞林向周恩来汇报：“这里到了万山要塞的防区，属陆军管，要塞的司令员、政委等领导同志都到码头上来迎接首长了。”吴瑞林并未陪同总理上岸。周恩来在随行人员的陪同下，驱车前往万山要塞视察。周恩来和张治中一到万山要塞机关，即召见要塞机关直属队的35名校官。会见时，要塞司令杨敏大校向周总理和张治中汇报了万山要塞部队的基本情况，会见结束，周总理和张治中在办公室门口与校官们合影留念。

周恩来（前排左四）与张治中（前排右四）视察珠海万山要塞后与官兵合影

1997年冬，由北京改革出版社出版了专为吴瑞林将军所编的纪念文集《最可爱的人》。文集中，首次收入了老战友罗青长为其所写的文章-《他曾为周总理护航-回忆吴瑞林同志二三事》，文中也是首次披露了周总理携张治中（彼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南海秘密会见台湾高层领导人这一消息。

罗青长回忆说：1963年12月初，周恩来总理与张治中副委员长到广东省边境，与两位能沟通国共两党关系的人进行秘密会晤。在周总理此次重要的秘密会晤的几天里，吴瑞林同志又亲自带领三艘军舰，在附近的海域里进行了小分队军事演习，以掩护会晤的顺利进行，也确保了周总理一行的安全。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年谱》纪录了周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的情况，但略过了总理与国民党高层人士会晤一事。但该室与央视联合制作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则披露了这次密谈的客人与内容：1963年12月，他（周恩来）又专门到广东中山县孙中山的故乡向台湾派来的一位客人具体阐述了“一纲四目”的内容。由于这次会见是秘密的，所以在合影的时候，那位神秘的台湾客人不见了。

再据罗青长回忆，周恩来是与台湾两位客人进行秘密会晤，而不是电视片所说的一位客人。

时间到了1996年1月，香港《南华早报》发表一篇新闻：1963年冬天，国共两党的高层领导人，曾经在中国南海的某一个岛屿上，进行过一次绝对秘密的高级会晤，还点出参加这次秘密会晤的中共领导人就是周总理。随行人员共有两位，一为张治中先生，另一位则是罗青长。国民党方面参与的是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中的一位或者两位。

同是1996年4月，香港《开放》杂志也发表了作者署名“文诗碧”，题为《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的专稿。该文点出了国民党参加会晤的并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另一国民党元老陈诚，而是蒋介石的儿子，时任台湾国民党“政务委员”、台“国防部政战部副主任”的蒋经国。据该文介绍说，这一重要信息是国共双方的核心机密。

蒋氏父子，宋美龄合影

按照惯例，谈判历来都是对等的。蒋介石作为彼时国民党首脑，大陆与他对等的如同重庆谈判一般应该是毛主席，再查文献资料，蒋介石在这一期间，在台湾的公开活动很密集，因此，台湾方出席谈判应该排除蒋介石。同时，陈诚和蒋经国同时从台北飞往南海某岛和周恩来会晤的可能性也存在不少疑问。回到那个年代，陈诚正是和蒋经国政治上的斗争形同水火。就在1963年12月1日，陈诚不得不愤然辞去台湾“行政院长”一职，而且彼时其重病缠身。前面所述文献片《周恩来》中也有这样的叙述：那位台湾客人还带回去了周恩来送给正在患病的陈诚一些药品。因此，以在周总理的身份地位，台湾方面对等的，并且能跟蒋介石直接沟通的就是蒋经国了。如此，那个《开放》杂志的作者“文诗碧”所叙：“周恩来确在南海某岛秘密会晤蒋经国”，有一定的可信性。

那么在大陆方面，周恩来、陈毅、张治中、童小鹏、罗青长都一起到了万山要塞，除了周总理外，他们是否全部参加或者是部分参加，具体不得而知。

台湾方面，根据罗青长回忆是两位客人。那么如果暂时认为蒋经国是一位的话，另一位客人的地位应该与陈毅、张治中身份相当，具体今天也无从知晓。台湾的随行人员，据说有沈之岳，这是今天很多坊间谍战史聊天中一个津津乐道的人物。如果其人确有在行程中的话，那么对等安排是恰当的，沈之岳与罗青长一样，都是资深特工，分别为大陆与台湾的情报保卫系统的首脑人物，地位和作用相等。这是蒋经国的心腹（被称为台湾“调查局之父”）。

最后的一个谜是，究竟在那座岛上进行会晤的。这个今天也没有准确答案。只能这么排查，当时，美军对台湾海峡的监控很厉害，可以说，没有死角。但作为国共高层的会晤，首要的就是保密和安全，应该是放在双方都认可的靠近万山要塞的某个岛屿之上。

昔年周恩来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童老在若干年后，也曾对1963年年底，至广州视察“舰队演习”一事，有过片段回忆。

这次秘密会晤之后的当晚，周总理一行回到了848舰。再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把参加军事演习的五艘军舰都进行了视察。之后，总理登上了848舰指挥塔，看到了香港、澳门的夜景。

当军舰返航，一场国共最高级别的秘密会晤就此埋入了历史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