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仅有9名大臣得到文正谥号，王安石、苏轼都没获得

俗话说“生晋太傅，死谥文正”，对于古代的无数读书人来说，能够在死后被追赠“文正”谥号，是一件极为光宗耀祖的事情。宋朝是一个以尊重读书人，且喊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响亮口号的王朝，一共有多少大臣得到“文正”谥号？

答案是9个。平均约34年才产生一个“文正”谥号。

获得“文正”谥号的9位大臣，按照逝世的时间先后顺序，分别是：李昉、王旦、王曾、范仲淹、司马光、黄中庸、蔡卞、郑居中、蔡沈。

李昉是宋朝第一个被追赠“文正”谥号的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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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昉，字明远，深州饶阳（今河北省饶阳县）人，生于925年。李昉生于后唐，在后汉、后周两朝步入仕途，真正发挥作用是在北宋。宋太祖赵匡胤非常看重李昉的才华和品格，将他作为宰相的接班人培养，于983年任命他为副宰相（参知政事）。宋太宗赵光义上台后，依然信任李昉，两次任命他为宰相。

996年，李昉陪同赵光义在南郊参加一次祭祀仪式时，不小心摔倒在地。那时候，李昉已经71岁高龄，哪里禁得住这种折腾？几天后，李昉病逝。赵光义随即追赠李昉“文正”（文贞）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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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昉之后，王旦、王曾、范仲淹3名大臣在逝世后都获得了“文正”谥号。王旦病逝于1017年，由宋真宗授予（文贞）；王曾、范仲淹分别逝世于1038年、1052年，由宋仁宗授予。

王旦和王曾都是做过宰相的人，而范仲淹仅仅是做过副宰相，可范仲淹的名气远远大于王旦和王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范仲淹写得一手漂亮的文章，他的《岳阳楼记》名传千古，至今仍然脍炙人口。不仅如此，范仲淹发起的“庆历新政”，吹响了北宋第一次改革创新的号角，在历史上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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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96年到1052年，只有短短56年时间，就产生了4名“文正”，平均14年就有一名“文正”，这样高的频率在古代极为罕见。司马光注意到这一点，提出“文正乃谥之极美，无以复加”的说法，认为“文”是道德博闻，“正”是靖共尔位，“文正”是文人道德的极致标准，古往今来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文人寥寥可数，因此皇帝不应该轻易将“文正”谥号追赠给大臣。

宋神宗接受了司马光的建议。在宋神宗在位期间，一个“文正”谥号都没有授予出去。并且，在宋神宗以后，北宋（包括南宋）历代皇帝对于“文正”谥号的追赠都采取了极为慎重的态度。从1052年到1279年南宋灭亡，227年间总共只追赠了5名大臣为“文正”。匪夷所思的是，南宋享国152年，仅将一名大臣追赠为“文正”，即朱熹晚年最有成就的弟子之一、福建大儒蔡沈。

司马光提出了谨慎追赠“文正”谥号的建议，他肯定没有预料到，自己在逝世之后，会被宋哲宗授予“文正”谥号；更没有想到，这个谥号会反复“折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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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年，司马光病逝。当时宋哲宗年幼，由高太后摄政。高太后很欣赏司马光，以宋哲宗的名义送了一个“文正”谥号给他。当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亲政，又下令削去了司马光的“文正”谥号。1126年，宋徽宗再次追赠司马光为“文正”……

“文正”谥号被拿走又拿来，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正因为“文正”谥号的珍稀，许多宋朝名臣都与这个谥号无缘。如王安石、苏轼等人。

王安石在宋神宗时期发起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变法”损害了贵族阶层的利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当宋神宗病逝后，强烈反对新法的高太后垂帘听政，任命司马光为宰相，废除了新法。1086年，王安石去世，只被获赠“太傅”，没有得到谥号。1094年，宋哲宗亲政，任用章惇为宰相，恢复新法，并追赠王安石谥号，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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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文”谥号高于“文正”；有人又说，“文”谥号低于“文正”。他们说得都有道理，那就见仁见智吧。

苏轼为什么没有得到“文正”谥号呢？

原来，苏轼于1101年病逝于常州时，刚刚因为朝廷大赦而结束贬谪生活，被任命为朝奉郎。朝奉郎是一种正七品的官职，属于寄禄官，没有实际职权。苏轼的官职太低，连获赠谥号的级别都没有达到，更别说被追赠为“文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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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是金子始终会发光。当大浪淘沙后，苏轼的名字不但没有被磨灭，反而越来越响亮。到了南宋时期，宋孝宗将苏轼追赠为“文忠”。

“文忠”谥号仅次于“文正”。颜真卿、欧阳修、张居正、林则徐、李鸿章等名臣都是“文忠正”谥号的获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