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过光明，
宽恕了苦难，
便是赤子。
1922年10月20日下午2时半，日本鹿儿岛山间的一栋农舍里，一个男孩呱呱落地。男孩的父亲是中国湖南沅陵25岁的留学生周佛海，母亲是湖南湘潭21岁的女子杨淑慧。
能来到这个世上，这个被父亲取名叫“周幼海”的男孩，也是经历了满城风雨，颇为不易的。
男孩的父亲周佛海是个不缺乏故事的人。十六岁那年，由母亲做主，周佛海便娶了邻村郑永汉之女，大他三岁的郑妹。婚后，两人的生活按部就班，开花结果，原配郑妹先后为周佛海生了一儿一女，分别取名叫周少海、周淑海。
结婚四年后，20岁的周佛海由湖南赴日本留学。留学期间，周佛海是进步的，1921年借着暑假回国的机会出席了中共一大。但周佛海的进步从一开始便是不纯粹的，就在出席中共一大期间，他爱上了来李达家做客的名门闺秀杨淑慧。
杨淑慧难以抗拒周佛海炽热的追求，两人陷入热恋后约定在当年阴历八月十六日举行订婚仪式。可就在好事将近时，上海《时事新报》捅出了一则花边消息——“周某人行为不检，家有发妻，此次又将骗娶某女学生。”
杨父读到报纸，大骂周佛海衣冠禽兽，当场撕毁婚约，并将杨淑慧软禁在家中。然而，陷于热恋中的杨淑慧并不愿意屈从，一天，她鼓足勇气，跳窗而逃，同周佛海一同私奔去了日本鹿儿岛。
那时候的周佛海只是一个穷学生，杨淑慧在鹿儿岛生下周幼海后，小家庭的日子过得十分艰难。杨淑慧后来回忆说：“我们每天只买5角钱的小菜，3角钱买条鱼，5分钱买豆腐，余下的1角5分，便再买些青菜什么的，吃饭的时候，我完全学日本人样子，让佛海先吃。······有了幼海，我便更辛苦了。有一次他患伤风，夜里要啼哭，我便全夜不睡，抱着他在房中行走，生怕吵醒了佛海，明天累得他不能看书做事。”
跟着周佛海，杨淑慧是贤惠的，生下周幼海不久，她暗自给父母写了一封已经生子的家信。天下的父母心都是可怜的，得知女儿已经生子，杨淑慧的父亲回信说：“淑慧儿览：儿既为人妻，又为人母，望儿相夫成名，教子成人······”
接到父亲这一封血浓于水的珍贵家书，杨淑慧知道父母已经原谅了自己，接纳了周佛海，未过多久，杨淑慧便借着回国探亲的机会，将儿子幼海带回来，寄养在了父母家中。
此后，周佛海的事业发展得很快，周幼海到了念书的年纪，周佛海便将这个最为钟爱的儿子接到身边，自己在宦海中漂浮到哪里，周幼海便在哪里读书。
1938年是周佛海一生的转折点。
一切都是有所预谋的，这一年二月，周佛海先将杨淑慧和周幼海送到了香港，之后不久，也就是这一年的十二月十八日，他便和汪精卫一同飞往河内，打起“和平运动”的旗号，公开投敌当了汉奸。
此时的周幼海已是十六岁少年，正在香港岭南中学读高二。父亲公然投敌，周幼海的人生随之笼罩在了黑暗阴云中，那时候，他经常在自己的课桌上看到三个刺眼的字：“小汉奸”。
周幼海虽是富家子弟，却不浑浑噩噩，更不甘随父堕落。见到“小汉奸”这三个字，他总是愤愤不平地说：“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
然而，除了几个十分要好的同学，整个岭南中学向周幼海投射来的尽是冷漠与敌视的目光。
周幼海觉得不公平，想抗争，却又不知道如何集聚力量，抗争的方向在哪里。
十六七的孩子富家子弟，温室里长大的，终究是脆弱不堪、缺乏阅历的，周佛海见他在香港难以安心读书，便将他接来上海，并且告诉他，去香港读书本就是暂时的，今后他可以去日本读书，那里的环境是好的。
周幼海以为父亲的安排仅仅是为了他的学业考虑，没有多想，便答应了。其实，周佛海利用了儿子的迷茫与单纯，他之所以安排这个最钟爱的儿子去日本读书，一来日本人有拿他儿子当人质的意思，他不敢不从；二来他也希望培养儿子的亲日情感，未来能够子承父业。
1939年9月，在日本“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的安排下，十七岁的周幼海在伪满洲国驻沪“大使馆参事官”伊藤芳男的护送下，登上了前往日本的“长崎丸”海轮。
在生前未曾发表过的手稿中，十七岁的周幼海记述了初抵敌国时的印象：“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火车站和车厢中不断见到背着‘武运长久’斜带的应征士兵，特别是家属送行时三呼口号的情景。但是同时又经常看到捧着阵亡士兵遗像和骨灰盒的家属，走过遗像的日本人都默哀。去的高呼，回来的沉默，这是何等强烈的对比呀。”
在东京，周幼海的一切生活都是经过日本人和父亲精心设计的，他被安排住在日本财阀藤田源一的豪华别墅里，那里有最优美的日式庭院以及难以想象的奢华生活。教他日语的是当年周佛海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师，年已古稀的松本龟次郎。
松本龟次郎在教授日语时，总是不忘对周幼海进行人生指导。他告诉这个十七岁的少年，能重走父亲走过的路，是人生的幸事。年轻人应该学会热爱自己的家庭、善待自己的异国他乡。
虚伪的言辞包裹不住阴谋。
就在日本人和周佛海精心为周幼海熬制毒鸡汤的时候，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沉重地打击了他尚未成熟的心灵。
1940年1月，跟随汪精卫、周佛海投敌的高宗武、陶希圣不愿坐实汉奸骂名，突然反正。陶希圣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文章，大肆揭露“日汪密约”的内幕，并且说日方将周幼海弄到日本读书，实际上是要周佛海的儿子当人质。
得知这样的内幕，周幼海痛苦极了，他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健全自由的人，而是父亲以及日本人手中的一枚棋子。
年轻人的抗争从来是不容易的，尤其是富家公子哥，想要冲破牢笼，不仅需要勇气而且需要光明的灯塔。
在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不知道如何抗争，周幼海在日本学坏了，陷入了纸醉金迷的生活。用他后来的话说，那时候我所能想到的抗争，除了叛逆、自甘沉落，再也没有其他东西。
幸运的是，就在周幼海心灵备受煎熬，行将坠入深渊的时刻，一位名叫陈国祯的中国同学指引他看到了人生的灯塔。
陈国祯是一名身在异国的赤子。见周幼海喜欢看文艺小说，有一天，陈国祯便问道：“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你看过没有？”
周幼海摇了摇头。
陈国祯说：“你可以看看这本书，那里有一个鼓舞人心的崭新世界。”
周幼海点了点头。
过了两天，陈国祯秘密地借给周幼海一本《西行漫记》，书的封面用纸头包裹的很严实。将书交给周幼海时，陈国祯说：“看这本书，你不能告诉任何人。这本书里还提到了你的父亲。”
周幼海回到住处，连夜通读了这本由上海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周幼海回来回忆说，那一夜，我的心灵受到了震撼，一股强光和羞耻感让我彻夜难眠，我懂得了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什么是中国红军，知道了父亲不仅是汉奸，还是叛徒。
到了约定的还书时间，周幼海对陈国祯说：“谢谢你借给我这本书，它仿佛让我看到了一丝光明。”
陈国祯说：“我相信你讲的话，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只要你不当汉奸，我们是不会看不起你的。”
陈国祯的话，让周幼海感到欣慰，从那以后，他便经常和陈国祯聚在一起，讨论国内的时局。在生前未曾发表的文稿中，周幼海曾回忆说：“我们的话题当然转移到抗战上，他告诉我真正抗战的是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这一点，我当时是不大理解的。于是，他又给了我《论持久战》。这是一本油印的小册子，我第一次读到了毛主席的著作，仿佛看到红日从东方升起。”
革命是前仆后继的事业。引领汉奸的儿子看到光明的灯塔后，陈国祯后来被日本宪兵逮捕，病死在了狱中。
挚友的牺牲给了周幼海抗争的力量。
为了逃出牢笼，回到祖国，周幼海向日本人提出寒暑假要回国的要求。起初，日本人不答应，欺骗他说要集中学习，回国会耽误学业。周幼海反唇相讥、威胁日本人说：“怪不得人家说把我留在日本读书是当人质！你们不愿放我回国，不正是把我当人质吗？这让我想不通，也许我会做出危险的事情。”
日本人担心周幼海不理智，做出不好向各方交代的事，最终只好同意他回国度假。
回到上海，周幼海进一步获得了抗争的信心与力量。1941年夏天，周幼海找到在香港岭南中学读书时结交的好友姚祖彦，两人商议，先乘火车逃离上海，然后再设法去重庆，最好能去延安。
行动那天，周幼海为甩掉跟踪的尾巴，特意住进了上海金门饭店，之后便乔装潜出，悄悄登上了开往杭州的火车。
遗憾的是，周幼海还是低估了日本宪兵队和汪伪76号的特务。
得知儿子突然失踪后，周幼海的母亲杨淑慧立即报告了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队随即着手侦查，并且命令76号的李士群动用一切力量，务必查到周幼海的下落。
行动失败，问题出在了姚祖彦身上，在登车的那一刻，姚祖彦因为忐忑害怕，打退堂鼓放弃了。76号的特务很快抓到了姚祖彦这一条线索，通过对姚祖彦的讯问，他们随即掌握了周幼海的行踪，最终那列驶向杭州的火车被中途逼停，周幼海被带回了上海。
没能成功逃离，周幼海一口咬定，他只是想去杭州玩一玩。
周佛海告诫他，现在时局很乱，他不能随意乱跑。
趁这个机会，周幼海坚决地提出来，他不想再去日本做人质，如果硬逼，不知道还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周佛海怕出事，只得答应周幼海可以留在上海，但到了1943年初，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周佛海还是强硬地将儿子送到了日本，名义上是进入庆应大学经济系深造，实际上是响应“日本对华新政策”。
此时的周幼海已经成熟了许多，意识到自己再次沦为父亲的政治棋子后，他在上海《平报》上发表文章，公开表露了与汉奸父亲不同的看法与主张。
因为有心中有光明灯塔的指引，再陷牢笼，周幼海没有像先前那样意志消沉，在日本，他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开始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在黑暗中求索，路也许会崎岖漫长，但光明总会到来。
1943年夏天，周幼海利用暑假机会再次回到上海，这一次，他见到了在岭南中学读书时结交的好朋友张朝杰。虽然多年未见，但老朋友之间的信任未变，在闲谈中，张朝杰告诉周幼海，他的妹妹张朝素经同乡范上豪介绍，已经到了苏北。
苏北是新四军的根据地，周幼海明白其中的含义。他对张朝杰说，我现在最缺的就是引路人，请不要中断了联系。
张朝杰默契地点了点头。
作为周佛海的儿子，那一阶段的周幼海意识是坚定的，内心却是复杂的。站在亲情的角度，他无法与家庭，与父亲彻底地决裂，但站在光明的角度，他必须有所抉择，有所斗争，这意味着他的前路必将充满了考验。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一命呜呼，死在了日本名古屋。受益于汪精卫之死，周佛海“荣升”伪行政院副院长兼伪上海市市长，成为伪政府中仅次于陈公博的第二号大汉奸。
在周幼海眼中，父亲的“荣升”是可耻的，也是难以长久的，面对周佛海时，他总是沉默不语。周佛海看在眼中，认为这是儿子成熟的表现，于是不断地找他长谈，希望他能继承衣钵。
赤子从来不是冰冷的钢铁，面对父亲荒谬可耻的期盼，周幼海没有去打击，也没有去迎合，他颇为诚心地坐在父亲的面前，多次谈了对时局的看法，希望父亲能够保持清醒，有所醒悟。
对于儿子所流露的亲情，周佛海是欣慰的，但对于儿子所表达的看法，周佛海却颇为不以为然，他认为儿子终究是不懂政治的，接下来的路还需按照他的安排去走。
但周幼海已下定决心不再做父亲的棋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天，张朝杰正在周公馆与周幼海一同吃饭，周幼海从副官那里得知这一消息后，第一时间便告诉了张朝杰，日本宣布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张朝杰问，你为你的父亲担忧吗？
周幼海说，担忧是有的，但我不会为他辩护。
然而日本投降后周佛海的境遇却大大出乎了周幼海的预料，他非但没有身败名裂，成为万夫所指的罪人，相反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司令”，依旧在上海呼风唤雨。
难道这就是懂得政治？
为此，周幼海对张朝杰说，虽然他是我的父亲，但这是黑暗可耻，让人唾弃的。
张朝杰问，你有怎样的打算？
周幼海说，我的想法更坚定了，希望你能够帮助我。
计划没有变化快，就在周幼海准备走出关键一步时，周佛海因为声名狼藉，民愤甚大，1945年9月30日还是被戴笠带到重庆，秘密软禁了起来。
受到周佛海牵连，三天后，周幼海与母亲杨淑慧也被带到重庆，并被软禁在了军统白公馆内。
在被软禁的日子里，周幼海的意志并不消沉。在军统的眼皮子底下，他竟然成功收买了白公馆的工作人员，为他订了一份《新华日报》。
除了每天读《新华日报》，周幼海还经常给老朋友张朝杰写信，每封信内中必有一句“问你妹妹好！”这句看起来很普通的问候，其实是在告诉张朝杰，他决定要走的路是一定要走的。
为了尽快从白公馆逃离出去，周幼海学会了伪装，时常叫嚷，那样子就像一个心念花花世界的纨绔子弟。
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飞机失事在南京岱山摔死后，军统终于同意释放这位公子哥。
周佛海说：“你妈妈给你的钱，供你到美国读三五年书是不成问题的，你还是到美国去好。”
周幼海意味深长地说：“我的一生到现在为止，都是由你支配的。今后我要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了。”
周佛海不明白“自己选择的道路”是什么，最后只伤感地说了一句：“好吧，由你自己决定吧。这也是人各有命。”
那时候，军统毛人凤虽然答应放人，但对周幼海的去向却作了限定，其中有一条便是不准回上海。
为了回到上海找到引路人，周幼海在重庆、成都间辗转，最后在朋友萧孟能的帮助下，终于偷偷乘飞机飞回了上海。
那时候，他的母亲杨淑慧已被押回上海，军统特务正在逼迫她交出周家的财产。周幼海不敢回家，只得躲在上海复兴公园附近的一幢公寓里。
在上海安稳落脚之后，周幼海很快找到张朝杰，得知张的妹妹张朝素以及妹夫田云樵正在上海，周幼海喜出望外，当场提出要求见面。
与田云樵在江西中路的永康大楼见面，是周幼海一生由黑暗走向光明的分界点。见到田云樵后，周幼海表达了希望尽快投奔革命根据地的强烈愿望。会面结束后，田云樵请示上级，上级同意了周幼海的请求。
1946年6月底，在田云樵的安排下，周幼海来到苏北淮阴，中共华中分局社会部副部长杨帆热情接待了他。
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在苏北，周幼海改名周之友，1946年8月2日，经杨帆、何荤介绍，周幼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身份是“特别党员”，候补期两年，任务是潜回上海，与田云樵保持单线联系，利用过去的背景资源，进行策反工作。
获得新生，重回上海后，周幼海跟母亲杨淑慧住在小沙渡路的南阳公寓，表面上他还是周佛海的儿子、纨绔子弟，实际上他不断地利用这一层身份，秘密从事着情报收集、要员策反的工作。
那时候，周佛海已被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周幼海便以看望父亲的名义，到狱中收集情报，有时候他甚至要周佛海给昔日的部下写信，拿着这些信，他再去寻找机会做策反工作。
就这样，浙东税警大队长、上海警察局的重要头目等一些要害人物，纷纷被周幼海策反上岸了。
除了策反工作，周幼海还竭尽全力为地下党提供活动经费，用家财为苏北部队秘密采购武器。据不完全统计，做地下工作的两三年间，周幼海先后交给地下党黄金12根、港币3.75万元、美金5000元、翡翠6块、红蓝宝石2枚。1949年4月，又交给地下党2000美元。新中国成立初期，杨淑慧分家，周幼海又将分得的1万美元，通过杨帆上交了组织。
母亲杨淑慧得知他把钱全都交了出去，曾又气又忧地说：“这么多的钱，够你吃一辈子，用一辈子的。你都交掉了，将来遇到风风雨雨，可怎么办呀？”
上海解放前夕，因为持续地工作，周幼海暴露了，他的名字上了毛森的黑名单。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一方面他在巨鹿路租了一套公寓，住进去隐蔽了起来；另一方面他叫母亲在富太太的牌桌上放话，说有人冒用了他的名义，他早已去英国过优越生活去了。
隐蔽在巨鹿路的那段日子里，周幼海每天都期待着田云樵能敲响他的房门。1949年5月25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田云樵一进门便给了他一个同志式的拥抱。
田云樵告诉周幼海，天亮了！大上海解放了！我们胜利了！
周幼海激动地说，从现在开始，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在大上海露面了。
田云樵说，对！今天你就可以正大光明地回家了。
正大光明这四个字让周幼海热泪盈眶。
这一天下午，周幼海回到小沙渡路南阳公寓，那里住着他的母亲，是他阔别已久的家。母亲问他，今后是不是就可以过安稳日子了？周幼海兴奋地回答，这是一定的，我现在就要去外面呼吸呼吸胜利的空气。
庆祝胜利，周幼海的方式很特别，他开着家中的福特牌自备汽车，一路向市区飞驰而去，中途还抓了一个坐着三轮车正准备潜逃的国民党要员。
这次意外的收获，让组织上意识到了周幼海的价值。上海解放后，杨帆出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兼社会处处长，社会处下辖三个室，田云樵为二室主任，周幼海被特别任命为社会处二科股长，参与甄别监控抓捕国民党的潜伏特务。
这时候，周幼海刚刚过了而立之年，正属于人生的黄金年龄。谁知道，就在他将工作做得十分出色，眼前一片光明的时候，1955年5月16日，一张逮捕证突然就甩到了他的面前。
入狱之初，周幼海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许久之后，他才知道自己是受到了潘汉年、杨帆冤案的牵连。
光明的世界也有苦难。
这个残酷的现实让周幼海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入狱十年后，1965年9月，周幼海一直在等待的宣判终于来了，他以“反革命罪”被判处管制3年。
周幼海没有去抗辩自己已经坐了十年牢，而是沉默地来到上海东安路上的京华华工厂，开始了被管制，监督劳动的悲苦生活。
那时候的周幼海只有43岁，但苦难已经将他压垮了，他有些不明白，为了光明奋斗了许多年，为何到头来又回到了原点，到处都是冷漠的目光，到处都是鄙夷与敌视。
周幼海无法想到，就在他努力想将这些问题想明白的时候，又一轮的灾难已经向他袭来。
1967年6月，三年管制尚未期满，周幼海因受到另一桩冤案牵连，竟再次遭到逮捕，又坐了八年冤狱。
1975年9月，从狱中出来后，周幼海依旧没能受到公正的对待，他再度被送到上海京华化工厂，进行管制劳动。
只是此时的周幼海已经无法劳动了。
长期的监禁已经彻底摧毁了他的身体，1970年他曾在狱中中风，1975年1月再度中风，出狱被送到京华化工厂时，他已经是一个瘫痪的垂死之人。
正道沧桑，人间温暖。
这一次，京华华工厂的领导、工友们没有为难已如风中残烛的周幼海，厂里不仅安排他住进了招待所，而且专门派了老工人来护理他的生活。
正是这难得的人间温暖，让周幼海重新获得了活下去的力量。
1978年之后，在昔日老公安老战友在积极奔走下，周幼海终于重见光明，沉冤得以昭雪。
坐在轮椅上，周幼海对来看望他的老战友说，虽然我的身体不行了，但炽热的心还在。对过去，我没有抱怨，只觉得白白耗费了宝贵的时间，那些时间原本可以拿来做许多工作的。
老战友安慰他说，熬过了最苦的阶段，现在好好休息吧。
周幼海说，我还能努力站起来走路！我还能工作！
老战友们听了，又钦佩，心里又不是滋味。
在最后的人生时光里，周幼海坚持用左手写下了许多歪歪扭扭的字（他的右手早已无法握笔），那是他认为力所能及的工作。
当然，最让人动容的还是他对自己一生的看法：我当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我的选择没有错！我背叛家庭，参加革命，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生活的舒适。我吃官司，不是因为我参加共产党，不是因为我做地下工作。如果一定要追查原因，那只能怪我父亲没有积德，我所遭受的苦难是还债。我们这一代，像我这样的人，应该学会原谅，懂得忏悔，将坚定的信仰留给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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