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苏
邓六金是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24位女红军之一，也是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部长曾山的夫人，原国家副主席曾庆红的母亲。她的五个子女中，有一名正国级和三名少将。她九十二岁的革命生涯充满传奇，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她和儿女为后人留下了感人的传奇故事。
离别十年的大儿子曾庆红
邓六金1911年出生于福建省上杭县一个极贫的农民家庭，1930年在家乡闽西参加了革命。历任上杭县中心县委妇女部长、福建省苏维埃妇女部部长。与邓颖超、贺子珍、康克清等人，成为跟随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的24名女战士之一。1938年底，邓六金与曾山在西安结婚。丈夫曾山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曾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和中央政府内务部部长等要职，中央红军长征后与项英陈毅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
夫妇俩结婚后奔赴皖南，曾山出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项英为书记，陈毅、方方和涂振农为委员。邓六金则在李坚真和章蕴分任正副部长的东南分局妇女部任巡视员。
1939年农历七月，在李坚真和几位女同志的帮助下，邓六金在皖南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曾庆红。孩子出生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皖南局势紧张，曾山又是领导，连项英也关切地要邓六金妥善安置孩子。在这种情况下，邓六金与曾山只好决定，把只有四个月大的曾庆红送回曾山的老家革命老区江西吉安县乡下，由曾山的老母亲抚养。
曾山一家满门忠烈，在土地革命时期，他的父亲因帮助党组织传递情报而牺牲，1923年就入党的哥哥曾延生于1928年任赣南特委书记时牺牲，弟弟曾炳生也在1927年牺牲。曾山一家曾被毛泽东称赞为“革命的家庭，光荣的家庭”。此时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不敢公开为难红军家属。这也是曾山和邓六金把曾庆红送回曾山老家的原因。
曾山的老母亲一共生了五个孩子，现在只剩下曾山一名男子，她独自带着寡居的儿媳和孙女艰难度日。看到邓六金和孙子曾庆红的到来，她高兴万分，并坚持要按当地的旧俗，把邓六金按照新媳妇的仪式接进家门。
◆抗日战争时期的邓六金与曾山。
安置好曾庆红后，邓六金又返回抗日战场，但她无时不在牵挂着几个月就离开自己的孩子。然而，战局的紧张、工作的繁忙，使得她只能把对儿子的思念埋在心底。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她很少接到儿子的消息。只是听说日本人和顽固派得知曾山儿子在老家的消息后，派人到曾山老家抓人，曾山的老母亲带着曾庆红躲进山中，敌人就把曾山老家的房子放火烧掉。她不知道的是，在一次日军“扫荡”中，年仅四五岁的曾庆红和家人跑散了，竟然独自一人跑到村外的一个树洞里躲了两天而幸免于难。后来家人找到了他，曾山的老母亲吓坏了，从此，就时时把孙子带在身边，再也不敢让他跑散了。
曾山为革命牺牲的老父亲曾是晚清秀才，曾山的哥哥也曾在上海上过大学，曾山的老母亲自然知道读书的重要性。到了曾庆红读书的年纪，全家省吃俭用，把曾庆红送进当地的学堂，使孩子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受到了基本的教育。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后，曾山出任上海市副市长，邓六金这才决定把一直放在曾山老家，出生几个月就离开父母、十年未得见面的曾庆红接回到父母身边。
1958年，曾庆红考上了北京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1963年毕业后当了一名技术员。1972年曾山病逝时，他只是七机部二院二部的一名普通技术员。之后凭借自己努力工作，2002年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次年又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误诊为“水瘤”的二儿子“阿留”
1940年底，邓六金连续几个星期肚子疼，甚至疼得克制不住，新四军医生为她检查后，以为她腹中长了一个“水瘤”，需要开刀取出瘤子。但当时皖南没有做手术的条件，于是组织上批准邓六金赴日伪占领的上海动手术，并派家在上海的军部卫生处的一名女同志童紫陪同她前往。
她们路经浙江金华时，当地教会医院的外国医生为她一检查，竟然推翻了新四军军医的诊断，明确告诉她是怀孕了，但邓六金不相信。到了上海后，她住进了童紫的大姐家中，教会医院确诊是怀孕。由于快要临产，邓六金只好留在上海生孩子。
不久，邓六金在一个教会医院生下一个男孩，因为有之前被误诊为“水瘤”的虚惊，孩子小名就叫“阿留”。
阿留出生后，组织上安排邓六金住进了上海的一个地下交通站。当时，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的夫人葛慧敏，刚在此联络站生完孩子满月返回了根据地。意外的是，邓六金竟然在这里见到了苏北区党委副书记陈丕显的夫人，还有到上海做甲状腺手术、和邓六金一起长征的李坚真大姐。大家一起做饭，邓六金心安了许多。
◆邓六金、曾山和孩子合影。
有一天，阿留生病发起了高烧，邓六金带着孩子，坐上一辆黄包车去看病。路上，她发现有人跟踪自己，为了保护联络站的安全，她不顾儿子发高烧，故意乘车在其他方向的小巷穿行，在另一家医院看完病打完针出来后，竟然发现那人还在医院门前张望。邓六金连忙抱起孩子，从医院后门离开，然后乘坐另一辆黄包车，确定没有人再跟踪后，这才从另一条路回到了联络站。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认为，这个联络站已经暴露了，大家决定立即转移。恰好这天曾山到上海安排地下组织的工作，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要他立即转移，曾山连晚饭都没吃，连夜赶回了新四军军部所在地盐城。
当天晚上，邓六金拿着地下党同志为她买的船票，带着阿留离开上海，回到盐城根据地。
不久，形势更加紧张，日军集中数万日伪军对盐城发动了空前的大“扫荡”。为了部队能迅速、机动、灵活地转移和打仗，组织上安排邓六金和张云逸的夫人韩冰、赖传珠的夫人孙湘等人带着孩子到山里“打埋伏”。说起“打埋伏”，也就是隐居在山中可靠的农民家中。日军“扫荡”结束后，邓六金把孩子放到一家无孩子的老乡家中，自己到华中局党校上课。
一天，老乡抱着发高烧的孩子到党校找邓六金，不料被陈毅得知。陈毅斥责邓六金：“你这个同志，学习，学习，就只顾自己学习，孩子病得那个样子，还放在老百姓家里。怎么，孩子不带好，只顾你自己学习，出来当皇帝呀！”陈毅这一说，邓六金只好中断了学习，回到家中带阿留。可是过了不久，邓六金又把阿留寄养在老乡家中，自己回到党校继续上课。
1943年春天，邓六金带着阿留，跟随到新四军7师检查工作的曾山到皖南。一天，在通过敌占区封锁线时，阿留突然放声大哭。邓六金几十年后回忆，“我一下慌了，赶紧捂住孩子的嘴，队伍中有人低声骂：‘小汉奸，今天大家都要死在你手里。’孩子还哭，我立即把奶塞进孩子的嘴里，阿留才不哭了。幸好敌人没有听到，我们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线。”
邓六金这个被误诊为“水瘤”的儿子阿留，几十年后竟是我国著名的文艺活动家、文化部特别巡视员、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副主席和香港中华文化城终身名誉董事长的曾庆淮。
差一点扔下大海的小女儿曾海生
1947年，国民党军全面进攻解放区失败后，便对山东解放区开展重点进攻。山东的局势很紧张，华东局决定将山东的一些主要党政军领导干部的家属转移到由苏联红军管辖下的大连去。于是，决定由李坚真负责，带领陈毅、邓子恢、曾山、方毅等领导人的夫人与孩子，还有粟裕的两个孩子和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两个孩子前往大连，怀着身孕又临近产期的邓六金也带着老二和老三两个儿子跟随同行。
队伍到了山东胶东半岛东南端的石岛港后，由于国民党军舰严密地封锁海面，队伍无法乘船下海，只得转向威海，准备从威海继续走海路到大连。在去威海的路上，李坚真见邓六金临近产期，行动实在不方便，就决定带着邓六金的两个儿子先行，把邓六金留在当地老乡家，等到了大连后再把邓六金接去。为了不拖累大家，邓六金也同意了。
队伍走后，邓六金考虑到离分娩还有两三个月，留在当地老乡家不是办法。于是，她只在老乡家住了一天，就一个人前往追赶队伍。走了不久后，她突然开始出血，血顺着腿往下流。于是，她咬紧牙忍住痛，继续往威海方向走，却因为血流得太多而昏倒在路上，这时，几个路过的山东老乡知道她是解放军后，马上砍下树枝扎了一个担架，将邓六金抬到威海码头，赶上了队伍。
◆解放战争时期，邓六金（前排右一）和保育院的孩子们。
队伍上了船后，开始找机会冲出敌人军舰的封锁。邓六金几十年后回忆道，“我们这一船人，老的老，小的小，妇女儿童占多数，说话口音还不一样，实在不像海边的渔民，很容易被人看出破绽。直接往大连不好走，试着向朝鲜方向迂回又没突过去，一连四次都折了回来，也不敢靠岸就这么在海上漂着。”邓六金一连几天不想吃东西，不停地吐，结果怀孕七个月的孩子早产了。这时，小船附近就有国民党的军舰，为了不让孩子的啼哭声惊动敌人，邓六金坚持把孩子扔下大海，保住全船人的性命。半个世纪后，邓六金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知道在这种时刻，孩子的哭声是多么危险，等于要了全船人的命。尽管这时我刚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极度虚弱，但我的头脑十分清醒。我还不知道这婴儿是男是女，但我确实感觉到我的小生命给战友们带来了极大的危险。为了大伙儿的安全，我只能舍弃自己的孩子，我坚持要扔掉孩子。”在众人劝慰中，邓六金还是忍痛坚持要扔掉孩子，这时，李坚真大姐接过孩子，说是自己去将孩子扔下大海。
李坚真走后，邓六金心如刀绞，她在长征路上，曾看到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在贵州生下女儿几个小时后就送了人。凯丰的夫人廖似光怀孕七个月时早产，只得把孩子丢在路旁草丛中。周子昆的夫人曾玉行军时分娩，婴儿的头都露出来了，由于军情紧急，翻过一座山后才把孩子生下。几十年后她回忆道，“现在轮到我的孩子了，为了同志，我也要把她扔向大海!做一个革命的女人，要承受多少常人难以置信的苦难和考验呀!”
◆晚年邓六金风采依旧。
当船到大连后，邓六金下船时，却惊讶地看到李坚真抱着自己的孩子。原来，李坚真并没有将孩子扔掉。李坚真在长征结束后和5军团地方工作部长李振询同志结了婚，感情很好，1943年李振询不幸落水牺牲。李坚真没有孩子，她不忍心丢掉邓六金这个早产的孩子，于是瞒着大家把孩子留下了。李坚真给邓六金的这个孩子取名叫“海生”，意思是在大海上出生的。后来，李坚真自己带了海生很长时间。
几十年后，邓六金这个当年差一点就被丢下大海的女儿曾海生，后来成为总参办公厅副主任、总参管理保障部少将政委，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五届、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曾山在1945年中共“七大”上当选为44名中央委员之一，1960年继1934年出任中央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22年后，又出任内务部部长，1972年4月16日病逝于北京。邓六金历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监察组副组长等职。2003年7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2岁。
邓六金与曾山一共育有五个儿女，除上述的大儿子曾庆红、二儿子曾庆淮和小女儿曾海生外，还有历任军事科学院图书馆馆长、科研指导部部长等职的三儿子曾庆洋少将；历任空军后勤部政治部政委，和空军党委委员等职的四儿子曾庆源少将。一门五个子女，一个正国级三名少将，均成为共和国的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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