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纸术走向世界：一场遭遇战引发的蝴蝶效应

文｜冯璐

花剌子模之弓箭，石国之陶盘，撒马尔罕之纸张，均可谓举世无匹。”

——穆卡达西

天宝十载（751）对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和他背后的大唐来说都是富于转折性的一年。就在这年正月，凯旋的高仙芝因西征大破石国（今乌兹别克首都塔什干）获封右羽林大将军，逃走的石国王子向阿拔斯王朝乞兵，唐王朝和阿拉伯帝国——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正面相遇在今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怛罗斯河畔。虽然史书将这场战争的起因含糊地指向高仙芝的贪婪成性和出尔反尔，不可否认的是，在正处于扩张期的阿拔斯王朝和依托丝绸之路上源源不断的财富铸就盛世的唐王朝之间，注定有此一战。

由于盟军葛逻禄部突然反叛，长途奔袭700余里的唐军在两面夹击中落败。尽管在《资治通鉴》的记载中，至少两万唐军葬身山腹，但在远在长安的唐玄宗眼里，这场战役恐怕只是两国间的一次小规模冲突，毕竟龟兹、于阗、焉耆、疏勒四座战略要地仍在手中。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载，新旧唐书中皆以寥寥数语一笔带过，然而若以历史的后见之明回顾，此战之后，中国历朝对中亚的影响被永远挡在了怛罗斯河以东。更为重要的是，传说在被俘的唐朝匠人中有几个造纸工匠，他们培养的当地学徒打造出后来享誉伊斯兰世界许多个世纪的撒马尔罕纸，推动造纸技术传播到中东和西欧，引发蝴蝶效应，“为欧洲的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

最早把怛逻斯战俘与撒马尔罕造纸联系起来的文献，出自波斯学者萨阿列比（Thaalibi，961—1039），他在以阿拉伯文写作的《世界名珠》中曾提到：“在撒马尔罕的特产中，应提到的是纸，由于纸更美观、更适用和更简便，因此取代了先前用于书写的莎草片和羊皮⋯⋯纸是由战俘们从中国传到撒马尔罕的。”稍早于萨阿列比的阿拉伯书志学家伊本·纳迪姆（932—990）也在其著作《群书类述》中提及，呼罗珊纸“据说是中国工匠到呼罗珊造出来的”。总之，在8世纪后期，撒马尔罕兴起多家造纸工场，“撒马尔罕纸”因其质地优良，畅行中亚、西亚。

按理说，对于怛罗斯战俘情况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杜环的《经行记》。杜环是《通典》的作者杜佑的族子，出身望族，在怛罗斯之役中被俘后经中亚到中东，还随阿拉伯使团前往东非、北非等地游历，并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经行记》，生动活泼地记录了远离东亚的海外风情。只可惜《经行记》已经失传，只有只言片语被杜佑引用在《通典》中，而见于《通典》的阿拉伯唐朝工匠有“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京兆人樊淑、刘泚，织络者河东人乐环、吕礼”，既没说明这些工匠是否被俘于怛罗斯之战，更没有提及造纸工匠。当然，如同美国学者卡特所说，“虽然没有特别提到造纸匠，但不会单独没有造纸匠被俘”也是很有可能的。

20世纪以来，学者对怛罗斯战俘传授说提出颇多质疑，比如中亚发现过早于怛罗斯之战的纸张。1907年，斯坦因在甘肃敦煌的旧长城亭障中，考古发现9封以粟特文书写成的书信，信纸用的是中国麻纸。这些书信是客居凉州（今甘肃武威）的商人南奈·万达在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3）写给撒马尔罕友人的，应是运送过程中遗失在半路。由此可见，至少在公元4世纪初期，以撒马尔罕为代表的中亚已经出现了作为书写工具的纸，这也是纸制品西传最早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