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木活字的命运：不是被遗忘，就是毁于大火

文｜李崇寒

对于两种印刷方法的优劣，清人翟金生颇有体会，翟金生以教书为业，自称“下里寒儒”，他的梦想是用泥活字印刷自己的作品，流传后世。他用30年的时间造出十万多个泥活字，70岁终于实现梦想，先拿自己诗文集（《泥版试印初编》）试水，而后又以泥活字排印友人、禁烟派代表人物黄爵滋的诗集《仙屏书屋初集》（18卷），从道光二十七年（1847）9月开工，到第二年5月完成400部，速度之快令他惊讶。虽经黄爵滋三个儿子校正，有识字的家人、学生、好友参与造字、拣字、归字等工作，错误依旧不少，翟金生只好把误字排印在集前。道光二十九年（1849）黄爵滋又将它刻成木版，名《仙屏书屋初集年纪》，强调“览者自当以今刻为定”，足见大多数人还是乐于用少出错的雕版印刷，难怪翟金生常常自嘲泥活字印刷为“雕虫小技，博儒林佳话而已”。回过头来看清廷木活字的命运，绝大部分时间都被保管在武英殿浴德堂内，直至被人们完全遗忘，毁于大火中。

《仙屏书屋初集》，黄爵滋著

在数以万计的明清雕版书籍面前，20多种活字版丛书，千余种经史子集单行本终究是小巫见大巫。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其实很好理解，当一项技术成熟到只需花很少的钱和精力就能收获成效并且被普遍使用和接纳时，是很难被新技术撬动的。在雕版技术非常成熟的明代，不仅写刻印装工匠工艺精湛，工艺流程成熟，呈现出的版式、文字、图像也符合读书人的审美要求（其时已出现了对宋元刻本的崇拜与翻刻）。雕版的校对在“写样”环节，只有它对操作者文化水平要求高，一旦写样完成，后面的刻字工人依样凑刀雕刻即可，识字不多的人也可胜任。加之市场上对图书的需求有很大一部分是早已存在的经典，需要重复刷印，在这种情况下可藏数十乃至数百年的雕版更胜一筹。某种程度而言，新书的发行倾向活字印刷，比如魏源《海国图志》第一版（50卷）即1842年问世的木活字本，考虑到成本、销售与物流问题，初印不敢印多，否则容易造成积压，卖不出去。如果反响良好，需要再次印刷，又得重新排版，费时、费工，不合算，而雕版可以随时再印，所以有些书先有活字印本再有刻本。本来印的不多的活字本不如雕版流传多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