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删，为什么增删：修订版的《唐书》改了哪些地方？

文｜知衡

新书对旧书的“事增”大概有两种：一则关于当时事势、古来政要和本人贤否；二来是琐言碎事，“但资博雅”。据统计全书过于旧书增补内容有两千多条，不仅没有一人两传，甚至一事分见数处、一文别见数卷的现象也少见。

唐五代十国战乱时流散民间的文献、手稿，到北宋时期冒发出来，并为学者史家所重视，《新唐书》便从史料收集开始下功夫。编修之一的吕夏卿在《唐书直笔》记载，《新唐书》得“今广内藏书之盛，传记可以质据”。宋祁更是甫一修撰，就叫“在馆学士，人供《唐书》外故事两件”，有益于增补大量史实，详细内容记载，尤其是晚唐的人物史事和列传，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事增于前”。南宋《山堂考索》记：“（《新唐书》）其述姚崇十事则得于开元之遗史；其赞房、杜则本于柳芳；其赞丘、王则本之吕温；传段秀实，则得子厚之文集；传张巡、许远，则得知于李翰、韩愈；传甄逢、甄济，则得之于元稹；李、郭相勉以忠义，则得之杜牧。”除此之外，《艺文志》增加了许多中晚唐内容，数十百种超于旧书。许多列传引用了当时出现的小说、文集、碑志、政书等，可见其资料来源不囿于一处，集诸家所语，博采众长，为内容增色不少。

《相州昼锦堂图轴》，明，仇英绘

前文体例部分，对于新书在志和传上的调整大概提及一二了，新书的“事增”都是极有必要的。赵翼就曾反问，旧书没有《兵志》，那有唐一代府兵制、募兵制放在哪个本纪合适？没有《选举志》，那就明经、进士沿革从哪考证？列传内不设《公主》，那柴绍之妻辅佐帝业、安乐公主弑逆、太平公主谋反就不说了么？不设《奸臣》，那李林甫、崔昭纬等人的奸邪又怎么以示未诫？旧书将武则天位列本纪，《皇后传》便不再归类；新书则安排其在纪、传中两存，将其改朔易号、用人行政的大事都放在了本纪，个人私生活行迹则放在了《武后传》。

受到使用国史、实录的限制，《旧唐书》未免带上了讳述当朝的印记。唐高祖李渊起兵“本非素志”，其子李世民与刘文静、裴寂等人做了大量工作。《旧书》在高祖本纪中只言“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新书》则详细描述了其中李世民如何暗地结交豪杰，联合刘文静，并与裴寂密谋以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逼其起事，高祖假意推脱，要惩治李世民，后又松口“吾爱汝，岂忍告汝邪？”顺水推舟。其中细节，颇值得玩味。至起兵时，旧书只以“群盗蜂起”四字概括，新书则历数四五十人为其列传，看起来是烦冗了，其实反而省去了阅读上的困惑和难度。

不仅如此，《旧唐书》资料堆砌的另一个后遗症，便是浮于表面。宦官专权作为唐代中后期的一大祸，自穆宗以下，皆为宦官拥立，但旧书在本纪中仍照抄旧史，记前君遗诏、嗣君即位，对宦官之祸并无探讨。相比之下，新书则十分注重对唐代兴衰的探索以为今用。《高祖本纪》卷末论唐兴盛之因，《昭宗本纪》卷末论亡国之主并非全都愚庸暴虐，《藩镇魏博列传序》论君臣幸安，姑息藩镇，酿成大祸，《宦官列传序》论“昏君蔽于所昵，英主祸生所忽”。对于北宋自真宗以来冗兵冗员，国势日颓的气象敲响了警钟。肺腑良言，是史家责任的内核，作为庆历新政支持者的欧宋二人，责无旁贷。

因此，当更多人认为旧书在史料更胜一筹之时，以此为例，新书看似精简的体量，也是有着重大革新的，实为“事增”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