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知衡
上面我们说的是“事增”之力，历史阅读，总是多多益善的。相比于此，对于“文省”之功，历来却要一分为二看待。一方面，时间允许情况下，新书在行文表达、结构安排上确实精致了许多；另一方面，修撰者文笔气质的强势介入，使得拍案叫绝有之、口诛笔伐亦有之。
五代至宋初，文风、史风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欧阳修、宋祁等编《新唐书》时,正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蓬勃开展之时。宋仁宗下诏反对浮夸靡曼之文,斥“浮巧轻眉,丛错彩绣之文”,渐成时代风气。这种变化明显反映在了新旧唐书之中。清代赵翼在对新、旧《唐书》进行比较后认为：“欧、宋二公不喜骈文，故凡遇章疏，四六行文者，必尽删之。其他如章疏之类，有关政体治道者，或就四六改为散文，或节其要语存治，固未尝概为删汰。”特别是宋祁，喜欢删改旧文，换用生僻字眼，他甚至在《宋景文笔记》中说修《唐书》，没有找到一篇诏令可以修入史内的，概因其诏令用的全是骈文。于是，凡遇骈文，大笔一挥，能改皆改。如《旧唐书·唐俭传》记唐俭劝高祖起兵，高祖说：“今天下已乱，言私则图存，语公则拯溺，卿宜自爱，吾将思之。”本来浅显易懂，到了《新唐书》就变成了“丧乱方剡，私当图存，公欲拯溺者，吾方为公思之”。改就改了，连意思都变了，可谓是多此一举。宋祁在整合《旧书》语言方面，“力矫其弊，宁简毋冗，宁僻毋俗”，颇为用力过猛。赵翼在《陔余丛考》中专门列出了多个新书“造词用字，尤多新奇者”的例子。如《李迥秀传》中谓“曲意阿附”为“桡意谐媚”，《萧廪传》谓“禁止夜行”为“厉止夜行”，《李峤传》谓“无所委罪”为“无所嫁非”，《苏颋传》谓“迅速伏诛”为“朝鼎夕砧”，《武侯传》用“耘夫荛子”等等。把读史门槛提得老高，一般学历估计都啃不动，被评“佶屈聱牙”“生涩难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部优秀的历史著作，必然应该是一部方便阅读的著作。
《内人双陆图》卷，唐，周昉
这边宋祁沉迷炫技，那边欧阳修的“春秋笔法”也不遗余力。欧阳修身为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极为推崇寓褒贬于字句、追求简约的“春秋笔法”，苏辙便评价，欧阳修所修两部史书：“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举个例子，《旧唐书》武后看骆宾王檄文，读到“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感叹：“有此才不用，宰相罪也。”《新唐书》简而言之：“宰相安得失此人！”在《则天皇后、中宗》本纪里，欧阳修贬斥武后的基调也一直暗合在文笔之中。行文有共识，杀反叛之人，应当给与“诛”或“伏诛”，对于武则天平李敬业之乱的记载，站在武则天角度，李敬业起兵应为“反”，但欧阳修记为“讨乱”，徐敬业之死也为“杀”，并非“诛”；武则天臣下张昌宗、张易之等人被除，是为“伏诛”。通过遣词造句，欧阳修将对武后的斥责不言而喻。在阐述武后得以进入李唐王朝的过程，太宗“闻其有色”，高宗“见而悦之”，字里行间，君主惑于美色的形象也被塑造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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