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知衡
至嘉祐五年（1060）六月，《新唐书》编撰完毕，修书上表，标志着这一耗时17年的文化工程圆满结束。但其所受的关注其实才刚刚开始。从宋仁宗宣诏“旧书不可废”，到司马光修《资治通鉴》多取材《旧唐书》，就意味着关于新旧两《唐书》孰优孰劣的讨论势必要开始了。
《新唐书》完成后三十年，吴缜《新唐书纠谬》一书横空出世，自序中历数《新唐书》“八宗罪”：“一曰责任不专，二曰课程不立，三曰初无义例，四曰终无审复，五曰多采小说而不精择，六曰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七曰刊修者不知刊修之要而各祠私好，八曰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苟容。”更是将“谬误”分列如：“书事失实”“事有可疑”“自相违舛”“纪志表传不相符合”等20门，共计460余条一一道来。确有质疑之功，但也不乏吹毛求疵之意。时人揣度，是因为当年欧阳修拒了吴缜入修史团队，这才打击报复，抓住不放。《四库提要》记载“修以其年少轻佻拒之，缜怏怏而去，及新书成，乃指摘瑕疵为此书。”吴缜则认为自己是有一说一，旁人实在是欲加之罪。自然这是插曲了，今人研究，仍要兼容并蓄以做参考。
认为《新唐书》并不完美的学者并非只有吴缜一人，编修者之一的宋敏求，为了弥补其删削诏令的缺陷，就曾编了《唐大诏令集》；宋代汪应辰也作《唐书列传辩证》专门纠正《新唐书》列传的失误。即便如此，《新唐书》整体水平高于《旧唐书》是其时公认的，所以自修成之日便位列正史，流传之后历代，并影响后史撰写。但正是因为有了质疑的声音，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旧唐书》的流传。当年曾有人亲见宋祁修《唐书》稿用表纸，朱界贴界，以墨笔书旧文，以朱笔修改。可见修新书以旧书为蓝本，其实在功不可没。结合新书暴露出来的问题，旧书在呈现历史本来面貌，追本溯源上仍不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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