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知衡
但南宋、元、明三代，仍盛行理学之风，以义理彰著、褒贬见长的《新唐书》依旧占据上风。所以，历经宋“十七史”、明“二十一史”的时代，《旧唐书》依旧不配有姓名。《经史百家制度》更是夸张地说：“自新书之出逮今数十年，旧史不复对阅，而委墙壁、覆酱瓿者多矣。壮齿之士，或不知有旧史。”赵莹有知，自己呕心之作被用来糊墙盖缸，估计也要惊坐而起。
此后历代，对两唐书的笺注、校勘、考证和补缺多有贡献。清雍正年间，沈炳震作《新旧唐书合钞》，此时旧书尚未列入正史，其在序例中写道，“新书列入正史，旧书几等于稗野，因当主新书而旧书附焉。然新书简严，而旧书详备，势不能以新书为本而分注旧书。”于是在《合钞》中按几大原则行事著述，彰显取舍：一，“本纪列传，一以旧书为大文，而新书分注”“取其事为旧书不载或互异者”；二，“但凡旧书所阙志、传，从新书增入”；三、旧书诸志“阙略者固当从新书增入”；四，两书记事互异者“纪、传相参可以折衷者，则用按以证之。”新旧之争进入了一个较为平衡的阶段。
如顾炎武在《日知录》重新提出新旧唐书评价问题，认为《旧唐书》“颇涉繁芜”，但“事迹明白，首尾详赡，亦自可观”，也有过各打三十大板，“《旧唐书》病其事之遗阙,《新唐书》病其文之晦涩。”
如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中说：“二书不分优劣，瑕瑜不掩，互有短长。”并指出，“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旧书则纪志传美恶适相等”。
如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指出：“不阅《旧唐书》，不知《新唐书》之综核也。”
旧书的价值被重新提及，抑旧扬新的风气也有所降低。乾隆初年，沈德潜奉敕对两唐书进行考证校勘，《四库全书总目》对新旧《唐书》大体做出了各有优劣、并为正史的评价。自此，持续了近七百年重新轻旧的状况才有定论。
《新唐书》和《旧唐书》能共同被列入“二十四史”，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两部著作均有优缺点，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唐朝历史记载的完整性。没有旧书积淀在前，修新书必然困难重重；没有新书统筹修订之功，旧书价值也会大打折扣。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讲到的“正史之中，二书并行，相辅而行，诚千古至公之道”。
所以草蛇灰线，伏延千里，一切皆掩藏在史迹之中待有心人发现。对于阅读两唐书，也许最恰当的攻略莫过于“开卷有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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