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32，《五代史话》连载12
五代虽是乱世，文化的发展，仍有颇为可观之处。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五代时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很大的不平衡性。江南（吴、南唐、吴越）和巴蜀（前后蜀）两个地区富庶安定，对文化的发展非常有利。中原是文化传统最深的地区，虽屡经丧乱，也不乏短期的小康时光，因此在文化上不致完全黯然失色。
第二，五代时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完全中断。不仅是各地割据政权和中原政权常有政治上的联系，各地经济上也有联系。南北往来，虽因运河中断，受到影响，通过荆州的陆地交通，却一直畅通。因此，各地区的文化上的联系并没有断绝，仍可相互影响，从而促进文化的发展。
第三，唐末的许多文人学士，在丧乱之际，或隐遁山谷，或流亡到比较安定的地方。他们保存并散布了文化的种子，继续从事创造性的活动。在暴君、军阀横行无忌的时代里，这些人没有失掉信心，始终坚持着自己的工作。
第四，我们还应该肯定五代时一部分对文化发展有功的统治者。他们或保护和任用了一些文人学士，或自己对文学艺术有深厚的兴趣，热心提倡文化活动，前者如吴越钱镠，后者如南唐中主、后主。
第五，五代是旧的士族门阀残余势力彻底崩溃的时期。这使文化发展多少摆脱一些旧传统的束缚，也是一个有利的因素。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混战割据对文化发展的阻碍作用，这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01、雕版印书的盛行
唐朝末年，雕版印书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据当时的记载，至少蜀中已有人印书出售。这些书多半是民间流通较广的佛经、历书、字书以及占梦、相宅一类书籍。
五代时，印书的事业继续发展，江南和巴蜀两个地区印刷的书，种类繁多，最为突出。
这股潮流从民间开始，逐渐影响到社会上层。民间书肆开头印的都是佛经和日用图书。知识分子读的儒家经籍，主要还要亲自或请人抄写。这种情形，对于文化的流传和书籍的保存，都有很大的不利。
五代时候，这种情形有了改变。官场不倒翁冯道和后蜀宰相毋昭裔对印行经籍的事业都有贡献。
后唐长兴三年(932)，冯道请求根据唐朝石刻《九经》（唐以《三礼》、《三传》、《易》、《书》、《诗》合称《九经》，开成元年(836)完成的石经，实有十二经，除《九经》外，还有《孝经》、《论语》、《尔雅》，比后来所说《十三经》只少一部《孟子》），雕版印行。后周广顺三年(953)，全书刻成，因由国子监负责雕印，后来就叫做“监本”。
这件事历时20年以上方始完成，似乎太慢，但是我们只要想想这20年间发生过多少次重大的兵祸，更换过几个政权，就不仅可以原谅古人，而且对他们终于能够坚持完成这项工作，应该加以赞许了。
后蜀宰相毋昭裔刻的书比冯道要多，而且用的是私人的财力，他的功劳自然比冯道大。
相传毋昭裔少年贫寒，向人借《文选》、《初学记》，人家面有难色。他长叹道：“他年若能显达，愿刻板印此两书，以便学子。”后来他做了蜀相，果然不忘早年的心愿，出资雇用工匠，刻成两书，又续刻《九经》等书。
他还主持了刻蜀石经的工作，根据唐开成石经，命张德钊写字，孙逢吉、句中正校正，刻成十部（《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礼记》、《仪礼》、《左传》），放在成都学宫里面。
他对刻书可谓全力以赴，是有志气的人。据说他刻书的时候，很多人笑他做傻事。后来宋人灭蜀，查明书板是毋氏私人所刻，承认了他家的产权，子孙靠印书卖钱，生活很富裕。照这一点来看，印行的数量应该不小。
毋、冯二人都是刻书的倡导者，真正刻书的是无名的工匠。五代蜀中的刻本，今天尚有留存。我们对着这些千载以上的先民手迹，遥想他们怎样一笔一划地在木板上雕成大部头的典籍，谁也不能不敬佩赞叹。
当时刻书的事情自然不止这两件。后晋宰相、大诗人和凝曾把自己的集子刻了几百部送人。前蜀以诗画闻名的和尚贯休，他的诗集《禅月集》也有刻本。
02、火药在战场上出现
路振《九国志》卷二有一段文字：“天祐（三年）……从攻豫章，（郑）璠以所部飞机发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
这是全世界最早的使用火炮的记载。天祐三年相当于公元906年，其时唐昭宣帝在位，即朱温篡位的前一年。这炮不是有炮筒的炮，还是利用杠杆作用抛射重物（一般是石块）的发石机，但是这次发射的是用上了火药的燃烧物。它是火炮的萌芽。
石油可以燃烧，《汉书·地理志》的“上郡高奴县”条已有记载。高奴在今陕西延安附近，汉朝人已经在陕北发现了石油。它在军事上的应用，则始于五代。
后梁贞明三年(917)，吴越使者航海到契丹，送猛火油给阿保机，说攻城时用这油去烧楼橹，敌人如果用水去浇，越浇越是烧得厉害。阿保机大喜，立刻准备出兵攻打幽州，想试试这个宝物。
阿保机的妻子述律后是个大有识见的人物，她批评阿保机说：“哪有为了试油而发动战争的道理？”阿保机因而中止。
以后北宋政府有“猛火油作”的机构，可见当时人很重视在战争中使用石油。只是吴越人从哪儿得到猛火油，不见记载，是个疑问。
宋元是中国火器发明史的重要阶段，五代可以说是大发展时期的先驱阶段。
03、饱经沧桑的文人
在唐末五代的丧乱中，许多文人学士流散四方，寻觅一片容身之地。
中原战乱最烈，但是幽谷之中，也并非绝对没有才人栖身之地。中条山王官谷（在今山西永济以东虞乡镇东南）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名诗人司空图(837-908)隐居的所在。
司空图，字表圣，做过唐朝的知制诰、中书舍人，他原是虞乡人，见天下大乱，隐居山中，自号知非子、耐辱居士。这两个别号看起来充满消极逃避的气息，实质上却是愤懑不平。他不接受征召，拒绝与朱温合作。一个无拳无勇的书生，能这样做，也就很不容易了。后来他听到唐哀帝被朱温所杀，气愤绝食，呕血而死。
他是一个文学批评家，写了24首四言诗，说明24种诗的境界，总称《诗品》。其中《含蓄》一首的头四句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己，若不堪忧。”
从来论者多注意头两句，其实第三、四句却透露了作者的真实感情，不要被恬淡空灵的表面迷惑了，他的内心实在是痛苦得很！他的《南北史感遇》于叙南朝梁陈之亡后，感慨万分地说：＂奸佞岂能惭误国，空令怀古更徘徊。”也透露了这种心情。
罗隐(833-909)的五七言诗，特别是七言诗，在五代是比较优秀的。
罗隐，字昭谏，余杭（今浙江杭州西和杭州东的临平镇）人，在钱镠手下做节度判官、给事中。他也不受朱温的征召，还劝钱镠讨朱，钱镠限于实力，不听，但对他是敬重的。
鲁迅称赞他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
我们翻开他的诗集《甲乙集》，可以看到许多感慨伤时的作品，如《筹笔驿》的中间两联，“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说的是三国蜀汉的亡国恨，意思实指唐朝。
又如《甘露寺火后》有句，“六朝胜事已尘埃，犹有闲人怅望来”，甘露寺在镇江，这里反映的大约是孙儒匪军焚掠以后的情况。
至于《登夏州城楼》的“万里山川唐土地，千年魂魄晋英雄”一联，气魄雄浑，艺术上颇有可取，作者对唐朝一统时的强盛，眷念之情，溢于言表。
与罗隐同时齐名的杜荀鹤(846-907)，为人却与罗隐不同。
他字彦之，号九华山人，池州石埭（今安徽太平西北）人。他原来做杨行密部将田頵的幕僚，在宣州任职，因奉使到大梁，就做了后梁的翰林学士，相传做了5天官便死了。他的诗也以语言通俗著名，有《唐风集》。
在异乡避乱的文学之士中，孙光宪是很值得称道的一位。
孙光宪（约900-968)，字孟文，贵平（今四川仁寿东北）人。他避居荆南，历仕高氏三世，最后劝高继冲归宋。他自号葆光子，显然是在乱世不宜太露锋芒的意思，与司空图的别号用意相似。
他搜集大量图书，校勘抄写，到老不止；又集所知士大夫轶事和社会风俗，写成《北梦琐言》一书，所作的词，意境高远，大部分见于《花间集》。
纵观他的生平，政治上拥护一统，文化上毕生努力不懈，两个方面都很突出。
唐末从关中流亡入蜀的人最多，如道士杜光庭(850-933)，字圣宾，他的籍贯有疑问，一说是长安（今西安）人，一说是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但他从关中避乱入蜀，则是不成问题的事实。
他在前蜀做过官，得到广成先生、传真天师的封号，后来隐居春城山。他写了不少道书，又作了一篇传奇小说《虬髯客传》。著名的“风尘三侠”（李靖、红拂、虬髯客）故事就出于这篇传奇。
故事说唐初军事家李靖早年谒见隋朝权臣杨素，杨家侍女红拂看出他是英雄，与他私奔，遇到侠士虬髯客。虬髯客原来想起兵夺隋朝天下，后见李世民，认为“天命有属”，乃厚赠李靖夫妇，自已远走海外，另立新国。
传奇宣扬李世民是真命天子，似乎没有什么可取，然而在唐末五代写这样的作品，用意显然在于怀念强盛统一的唐朝，自有它的积极意义。
唐末流亡四方、饱经沧桑的文人学士，为数极多，上面所说，只在诗文上成就较著名的人士中，略举数人而已。
04、词的发展和《花间集》
五代是词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唐朝中叶的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已经开始写词，然而至多只好算是“副业”。晚唐温庭筠并擅诗词，是很个别的情形。到了五代，词的作家纷纷出现，词才能同古近体诗分庭抗礼。
词本来叫做曲子词，在民间早已有了。敦煌发现的一批民间作品叫做《云谣集杂曲子》的是最好的证明。这些作品语言质朴，感情真挚，可惜中间也不乏庸俗的东西。曲子词原是供歌妓乐工吟唱之用，内容瑕瑜互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同时被发现的民间杂曲还有《叹五更》、《孟姜女》等，这些内容的民歌至今在部分农村里还流传。词最初和民歌本来没有截然的区别。
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使歌妓乐工越来越活跃。封建官僚也往往蓄有歌妓侍女，命她们唱曲子取乐。这样，曲子词的创作逐渐繁荣起来，文人学士开头不过写来玩玩，后来才把它当作一种新的文学体裁。
中原的词人，可以举一个皇帝和一个宰相。皇帝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众所周知，他爱唱曲演戏，他做的曲子词，当时在河东一带很流行，他的作品绝大部分已经散失，但从残存的一二首，如“长记别伊时，和泪出门相送。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如梦令》），写得清俊可喜，是很优秀的作品。
宰相是和凝。前面提到过他刻集子送人的事情。他刻的是诗文集。
和凝(898-955)，字成绩，郓州须昌（今山东东平西北）人，在唐、晋、汉、周都做过大官。他自印的诗文有100卷之多，后世不见流传。曲子词是他年轻时写的，流传很广。他做了宰相后，令人收集烧毁，但流传已广，蜀人编《花间集》，对中原词人，只取他一人，收了20首，流传至今；契丹人进开封，也知道他的名气，叫他“曲子相公”。
和凝的故事说明什么问题呢？
我看有两条。第一，中原传统的看法，对写词有成见，把词看作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宰相而为词人，似乎不成体统，所以他要搜集烧毁自己年轻时的作品。第二，受人欢迎的曲子词流传很广，中原的作品会传到契丹和巴蜀。
所谓传统的看法，实际上就是旧日的士族和守旧的士大夫的看法。这种看法在中原还有影响，江南和巴蜀的人就不大理会它了。这两个地区正是五代词人大量出现的地方。
巴蜀是词发达得最早最快的地区。蜀人赵崇祚编了一部《花间集》，收18家词500首。这18家，除温庭筠、皇甫松两位前辈及中原和凝、荆南孙光宪外，都是蜀人。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使蜀中作者的词得以流传，而且形成了一个“花间派”，影响至为深远。
《花间集》以唐人温庭筠为首。温氏的词多写偎红倚翠之景，离愁别恨之情，文字迷离，辞藻华丽。全集所收五代人作品，绝大部分都同具这个倾向。
后来两宋词人，如柳永、秦观、周邦彦以至姜夔、张炎等，几乎都师法《花间集》，可见它的影响之大。
近人常常批评《花间集》的内容不太健康，对词风带来消极影响。但平心而论，《花间集》中的词，艺术上颇多特色，内容也不是全部不健康，不失为文学遗产中的一件珍宝。
《花间集》所收五代词人，韦庄是第一个大作家，从时间先后和文学成就来说，可称第一。
韦庄（836-910），字端已，长安杜陵（今西安东南）人，诗和词都有较高的成就，著有《浣花集》。他在唐昭宗乾宁元年(894)中进士，天复元年(901)到蜀中，先做王建的掌书记，后来做了他的宰相。
韦庄的词比温庭筠清新明白，写情也更真挚深切。他平生流离漂泊，晚年虽安居成都，但乡愁不断，《菩萨蛮》四章中“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等句，写的都是乡愁。
《荷叶杯》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其中一首为：
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
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
相传他的一个才貌双全的侍姬，被王建以教宫人为借口，夺去不还。《荷叶杯》等词即为姬人而作。这个传说大概不是事实，或者另有所思的人。
我国五七言诗歌名家所作，爱情诗是个薄弱环节。词的兴起，正好填补了这一环节，韦庄所作，又极出色，论者说他能“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皆一本自然，以深入浅出法写之”。这是很确当的评论。
两个蜀后主都很有才华。可惜《花间集》不收君主的作品，亡国之后，两人的作品大多散佚，存者极少。
后蜀孟昶的《玉楼春》，据载苏轼7岁时从一老尼姑处听到，只记得两句，“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他中年后写了首《洞仙歌》，开头用这两句，只把“清无汗”改为“自清凉无汗＂。后人又把苏词略加改动，写成一首《玉楼春》，说是孟昶原作，其实痕迹甚显，是瞒不过人的。
在蜀中的许多才人中，有祖籍波斯的李珣和两个花蕊夫人，都值得提一下。
李珣在《花间集》中叫“李秀才”。他的妹子是前蜀王衍的昭仪，前蜀亡后，李珣隐居不仕，他在文学之外，兼通医理，著有《海药本草》。后来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所引用。
第一个花蕊夫人是前蜀王建的妃子、王衍的母亲，姓徐，后与王衍同被后唐所杀。她写过《宫词》百首（其中杂有别人的作品），写宫中游乐之事。
后蜀后主孟昶也有一个花蕊夫人，姓徐，有人说姓费。前人常把她当做《宫词》的作者，是不可信的。宋人记载说，花蕊夫人到开封后，被召入宫，孟昶即被害死。又说宋太宗（当时是晋王）不赞成太祖宠爱花蕊夫人，在打猎时把她射死。
相传她初见太祖时，奉命赋国亡诗云：
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有人认为这首诗的作者是蜀臣王承旨。这个说法恐怕是有道理的。至于后人对花蕊夫人之事传说不绝，原因当在于对赵匡胤兄弟欺人太甚，表示愤慨不满之情。
05、南唐二主和冯延巳等词人
南唐是与西蜀并驾齐驱的五代时期的两个文化中心，从词这一方面看，西蜀由于有《花间集》一书，所以名传后世的作者较多；南唐没有人做结集的工作，后人知道的作者就少了。
但从具体的作家来看，南唐李后主（煜）的成就，实在当代诸家之上，中主（璟）和冯延巳也可与韦庄具有同等的地位。
中主李璟(916-961)和冯延巳(903-960)同时。冯延巳，一作延嗣，字正中，广陵（今江苏扬州）人，著有《阳春集》。
中主李璟词传世的只有4首，写的都是苦闷愁恨的心情，语言明快，意境阔大，历代论者的评价都相当高。
后主李煜词传世，而且可信的也不过30多首。王国维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我们知道，词本来是供歌唱用的歌词，作者往往是一写出来就交给伶工歌姬去唱，因而内容多以相思、享乐为主。优秀的词人逐渐增入抒情的成分，词的格局才有了提高。
李后主的词是第一流的抒情诗，他就成为历史上最杰出的词人之一。
李煜(937-978)，字重光，有钟隐居士等别号。他成年时，五代已近尾声，他25岁作南唐国主时，中原已是宋太祖建隆二年。他对宋朝处处委曲求全，最后仍逃不脱亡国当俘虏的命运。
开宝九年(976)，他到汴京。不久，宋太祖死去，太宗即位，改元太平兴国。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初七，李煜被太宗用药毒杀。他的一生是很不幸的，而他写悲哀痛苦的感情的词，恰恰是最好的作品。
李煜早期的作品或写嬉笑欢乐，或写密约私情，描绘情景，使读者似可目睹，对人物的心理状态，也刻画得丝丝入扣。后期的愁苦之作未必完全是南唐国亡后的作品，有的可能是在国势危急之时写的。现在举国亡后所作两首为例。
《虞美人》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浪淘沙令》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这类作品的好处在哪里呢？詹安泰先生在《李璟李煜词》的前言里说：＂……蕴藏着对不合理生活的抗愤的情绪，对美好生活的殷切的眷恋，表明了这是在横遭压抑的情势之下所产生出来的愁苦＂。又说：这是“大胆地、真切地、毫无掩饰地用直抒胸怀的表现手法，写出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的作品”。
李煜的高明就在于能使作品富有感染力。
二主统治时的南唐，文化气息十分浓厚。
中主李璟15岁时曾在庐山读书，后来在读书处建开化寺。烈祖昇元四年(940)，南唐在庐山白鹿洞建学馆，叫做庐山国学，以李善道为洞主，教授生徒。这就是宋朝四大书院之一的白鹿洞书院的前身。
南唐二主用的文具纸张都极考究，为了造纸，曾聘请蜀中纸工，在六合（今属江苏）找到与蜀中性质相同的水，造出高质量的纸。后主用的“澄心堂纸”，宋朝人把它当作宝贝。北宋中叶，欧阳修曾经得到这种纸，一纸可值百钱。
南唐造砚的有砚官，造墨的有墨官。李廷珪是造墨名家。他本姓奚，易县（今属河北）人，世代造墨。父亲奚超南迁歙州，南唐赐姓李。廷珪造的墨号为＂廷珪墨＂。歙州又是砚的产地，李少微以造砚被中主封为砚官。
皖南盛产文具纸张的历史就是从此开始的。
06、人才辈出的画坛
从唐末经五代十国到宋初，在绘画史上是一个生气勃勃的时期。前后蜀和南唐的画院是高手云集的地方；一些不求闻达的艺术家，专心从事艺术创造，也有很高的造诣。几十年中间，人物、花鸟、山水都出现了许多名家，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
先谈人物画家。
贯休和尚，俗姓姜，字德隐，号禅月大师，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在唐昭宗天复年间(901-903)到蜀中，受到王建的礼待。他工于诗画，诗有《禅月集》。他画的十六罗汉骨相都突兀古怪，流露出玩世不恭的气息。现存的纸本即使不是真迹，至少是相当高明的摹本。
南唐画院中人才最多，人物画家有顾闲中、周文矩等。
顾闲中传世的作品有《韩熙载夜宴图》，这是一件不朽之作。
韩熙载这个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他一心向北定中原，然而却不被君主采纳。《韩熙载夜宴图》这个图卷，把他晚年置酒高会、观赏舞乐的生活，写得极为生动。
这时的韩熙载，因后主对北方籍人士心存猜疑，于是藏起北伐中原的雄心，纵情声色，蓄伎乐数十人，常和宾客作长夜之饮。后主听说此事，便命顾闲中到他家里偷看，回来画成这个卷子。
画卷把韩氏本人和宾客、女奴，一举一动以至神情态度，都精妙地刻画出来。韩熙载戴的轻纱制的高帽子，是当时有名的“韩启轻格＂。杯盘的颜色和形状，都是越窑青瓷。
其次，谈两位花鸟画家。
徐熙在南唐声名很大，他没有做过官，也没有进画院，画的花果鱼鸟，都独树一帜。宋人推崇他的画为神品，可惜作品不传，后人看不到了。
黄筌是成都人，在画院里做待诏。相传孟昶命他在偏殿壁上画了6只鹤，活鹤见了当是真的，想和它们站在一起。他又在壁上画野鸡，猎鹰见了，也当作活物，要飞扑上去。他在蜀亡后到汴京，不久去世。他的画风对宋代画院影响很大，持续100多年之久。
山水画的成就比人物、花鸟都大，对宋代画风的影响也最突出。
山水画到盛唐时才摆脱附庸地位，大李将军和小李将军是那时候的代表人物。唐末五代时，荆浩、关同、董源、巨然、李成等名家相继出现，是山水画历史上带有关键性的一个阶段，宋代画家都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荆浩是唐末、后梁时人，字浩然，沁水（今属山西）人，隐居太行山洪谷，号洪谷子。据说他曾写生数万本，可见下的工夫极深。
他认为绘画不能满足于“似＂，即形式上的相似，要追求“真”，也就是形神俱备。
他还有对“笔”和“墨"的看法，所谓“笔＂，指的是线条勾勒，所谓“墨＂，指的是明暗深淡。画山水必须两者配合，才能画出好的作品。这些都是前人没有谈到的见解。
关同是他的学生，“同”一作“仝”，长安人，学画时废寝忘食。他在画史上与他的老师有同等的地位。
荆、关都是北方人，他们作画，师法的是黄河流域的自然界。
董源（一作元），字叔达，钟陵（今江西南昌）人，在南唐做过北苑副使，人称董北苑。他画的溪桥渔浦，洲渚掩映，一望可知是江南风物。
巨然是个和尚，江宁人。他师法董源，又摆脱董氏富丽的色彩，走向平淡的一路。巨然在南唐亡后到过汴京，不久去世。
南唐山水画家有作品传世的还有赵斡。他是江宁人，南唐画院的学生。他的《江行初雪图》画的是渔民在飘着小雪的天气里，冒着严寒，张网捕鱼，刻画得很生动。
李成(919-967)，字咸熙，是唐朝宗室，隐居在山东的营丘。他常被认为是宋初画家，其实他入宋不过7年有余，应该算做五代时人。北宋末年的《宣和画谱》推他的山水画为古今第一。有人说夏天看他的寒林图，身上会感到寒意。
总的说来，这是一个山水画大有进展的时期。中国山水画以浑厚苍老、气韵生动为特色，这种特色是在五代时期形成的。山水画家以生活的地区不同，所见的真山真水有异，从而风格亦有区别，这也是从五代时开始的。
本文内容编选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与“读史”联袂打造的中国读本《经典中国通史》之《五代史话》。
《经典中国通史》全套共有16本，分别是：《夏商史话》《西周史话》《春秋史话》《战国史话》《秦汉史话（上）》《秦汉史话（下）》《三国史话》《两晋南北朝史话》《隋唐史话（上）》《隋唐史话（下）》《五代史话》《宋朝史话》《元朝史话》《明朝史话》《清前期史话》《晚清史话》。
这套书是由十多位出生于上世纪上半叶的老一辈历史学家，耗时数年，精心编撰而成。从夏商到晚清的历史迁徙，五千年华夏史全景描绘，专业权威，又通俗易懂，老少皆宜，传世经典，值得学习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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