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农历新年）对中国人而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民国时期的著名作家、学者、翻译家、语言学家林语堂先生，却明确表示拒绝过农历新年。
1935年，林语堂写了一篇题为《我怎样过新年》的文章，发表在上海英文报刊《中国评论周报》的“小评论”专栏，后来收入《讽诵集》。
在这篇文章里，林语堂描写了民国时期过旧历新年的情景：“在这五天里，全国百姓穿上最好的衣裳，歇业放假，闲逛，赌钱，敲锣打鼓，放鞭炮，走亲访友，看戏……家家户户门上都会贴上红色的春联，写的不外是‘好运、幸福、和睦、富裕、春天’一类字眼，因为这是春天回归的节日，是生命、生长和繁荣的节日。无论是院子里还是街道上，到处都是鞭炮声，空气中飘着硫磺的气味。”
林语堂的散文创作讲究半雅半俗、亦庄亦谐，这篇文章也不例外。他以幽默的语气写道：“这一天，就连勤劳的中国妇女也不做活，她们既不洗衣也不做饭，甚至根本不碰厨刀，而是闲着，嗑瓜子吃。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新年这天用刀切肉的话，就会把好运气给切没了；如果把池子里的水放掉的话，就会把好运冲走，洗东西也就等于洗掉了运气……”
在林语堂笔下，80多年前老百姓过年的风俗习惯，与今天没有什么两样。如果一定要强调，那就是在80多年前过年的气氛更加浓厚，老百姓有着更强的仪式感。过年的花样也更多。毕竟，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辛苦一年下来，过年是难得休闲、放松的时刻；对于小孩子来说，过年是有机会改善生活的时候。在喜庆气氛的烘托下，脾气再糟糕的父母，也变得和蔼可亲起来，就如林语堂所说：“父亲失了他们的威严，祖父更比以前和蔼。”
如今，过年的气氛是一年比一年清淡。这当然首先归功于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和精神文化生活的丰富。既然在日常生活里，也能轻松吃到过去过年时才能吃到的大餐，过年就失去了改善生活的意义；既然互联网、电影、电视、体育赛事等精神文化生活让人们的业余时间变得丰富多彩，过年就失去了休闲、放松的意义。
可是，当身边的人都在欢天喜地过旧历新年时，林语堂却对这个节日表达了不屑，并表示拒绝过年。
这是因为，林语堂是一个自认为“极端摩登的人”。
林语堂是福建人，生于1895年。这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林语堂出身一个教会家庭，父亲是教会牧师。所以，林语堂从小就接受了西式教育，从来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而是去读了教会大学，并先后到美国、德国留学，不但拿到了了美国哈佛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还拿到了德国莱比锡大学的比较语言学博士学位。林语堂擅长英语，能够熟练地使用英语写作，此外还会法语和德语。林语堂甚至还成功发明了一款“明快中文打字机”和一件可以挤出牙膏的牙刷。
从这一点而言，林语堂受传统教育的束缚较小，对传统春节的认知度不高。
林语堂明确表示：“我不懂遵守旧历，而且还喜欢倡行十三个月的年历，每月只有四个星期或二十八天。换句话说，我的观点很科学化，很逻辑化。就是这点科学的骄傲，使我在过新年时大失所望。每人都假装着庆祝，一点没有真感情。”
在林语堂看来，到了旧历新年，大家出于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要庆祝这个传统节日，但却并没有真感情。这是不好的。因此，他要身体力行地进行抵制。
但是，春节的到来，不以林语堂的意志为转移。他身边的点滴变化，都在提醒春节到了：早餐变成了腊八粥、佣人来借额外的月薪、周妈连续3天不洗衣服、家人叫部汽车去银行取款……林语堂并不想去银行，但是他喜欢乘汽车（上世纪30年代，汽车还是奢侈品），而且想趁机去城隍庙为孩子们买走马灯，于是，便“屈服”于旧历新年的安排。
这一去就“沦陷”了。走马灯、兔子灯、中国玩具、几枝梅花，以及“同乡送来了一盆家乡著名的水仙花”，让他记起了儿时新年，主动去购买家乡的萝卜米果。当四周响起鞭炮声音时，林语堂掏出一块洋钱给我的仆人，去购买几门天地炮、几串鞭炮，“在一片乒乓声中，我坐下来吃年夜饭，我不自觉的感觉到很愉快。”
时髦、新潮，会几门外语的林语堂，最终败给了传承千年的传统文化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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