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那么，元人此番修史的效果究竟如何？《进辽史表》里说，“撰次三史，首及于辽。”《辽史》在元代所修正史里，是最早完成的一部——同时也是篇幅最短的一部。《辽史》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国语解》1卷，总计116卷。乍一看，这已经比陈寿的《三国志》多出将近一倍。但要是与同期的《金史》（136卷）、《宋史》（496卷）比，只能相形见绌。不仅如此，《辽史》每卷的篇幅也很短。以字数论，《金史》的文字至少比《辽史》多出一倍，而《宋史》更是《辽史》的十倍之多。
究其原因，倒也不能怪元代史臣偷懒取巧，而是颇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遗憾。辽朝曾有“书禁”的制度，只允许书籍在境内流传，“有传于邻境者，罪至死。”其结果却是作茧自缚。随着辽末的战乱动荡，流传于后世的书籍很少。元朝修《辽史》时所能见到的辽朝文献委实有限（耶律俨《实录》幸赖元初契丹名臣耶律楚材收藏保全）。因此，尽管近代史学家冯家昇指责元修辽史“犯以下之大弊”——妄改人姓名、妄改古书、妄改断连、改译无标准、失原意、失原音、不一致、重误——作为现存唯一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记载辽朝历史的著作，《辽史》仍是研究辽朝一代历史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珍贵史料。
饶是如此，《辽史》终究难逃“潦草成编，实多疏略”的诟病。所以清代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对《辽史》的评价开篇就是一句“《辽史》太简略”。比如《辽史》在列传中正式立传者合计240人。其中皇族“耶律”和后族“萧氏”合计就有180多人，居然占去2/3。为数不多的汉臣传当中，有的又几乎完全照录《契丹国志》，如《韩延徽传》中的绝大部分内容就与《契丹国志·韩延徽传》相同。若是光看《辽史》的话，读者甚至会以为辽代就是契丹人创造的历史也未可知——滑稽的是，《辽史》对辽朝国号在“大辽”与“大契丹”之间几度改易的经过却语焉不详。
这种“珍贵”与“遗憾”并存的情况，集中反映在《辽史》的最末一篇《本纪》里。名为《天祚皇帝本纪四》，其实此篇的一半文字倒在讲述耶律大石所建西辽王朝的历史。辽朝末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眼见宗邦即将为金灭亡，不胜怨愤。他率部远走西北，在今新疆和中亚建国，是为西辽（哈喇契丹），这实在是当地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壮举。西辽统治者自视是辽朝的延续，其王统、制度、纪年均继承于辽朝（甚至继续使用汉字）。因此，“安史之乱”后唐朝的“安西四镇”相继陷于吐蕃三个多世纪后，中原文化再度在西辽年间大规模进入西域。因此，西亚、东欧人往往把“契丹”与“中国”作为同义词。现在俄语里的“中国”仍读如“契丹”，原因就在这里。
由于中世纪的阿拉伯—波斯史家对“异教徒”的西辽政权存有敌意，“出于轻蔑的态度而很少记载他们”，唯一比较系统地对西辽历史留下记载的史料便只有《辽史》中的这大约1600字了。若无此，后人连耶律大石之后的西辽世系恐怕都会搞不清楚。因为如今为人所知的西辽帝王名字，全为《辽史》留下的汉字译名而已！《辽史》之史料价值，就此亦可见一斑。
反过来，《辽史》对于耶律大石创业经过的记载，又给后代史家“挖坑”不少。比如，关于耶律大石正式称帝的时间，《辽史》有这样的记载：“西至起儿漫，文武百官册立大石为帝，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按中国传统的甲子纪年，“甲辰岁”为公元1124年。此时辽朝的末代皇帝天祚皇帝尚在垂死挣扎，难道耶律大石眼中已无“君父”擅自称帝？以封建伦理而论，这与叛逆何异？《辽史》最后评论，“（耶律大石）有君而复君之，其可乎哉”，便是就此而言。
遗憾的是，这个说法的破绽也非常明显。同一部《辽史》记载，耶律大石是保大四年（1124）七月才离开天祚帝率部西去的，怎会在此前五个月就到了万里之外的起儿漫（在中亚撒马尔罕与布哈拉之间），并当起皇帝来呢？而元人同时编纂的《金史》也反驳了《辽史·天祚皇帝本纪四》的说法。《太宗本纪》里明白写着，天会二年（1124）十月，“戊辰……言耶律大石自称为王”。“称王”与“称帝”在封建伦理中即是君臣之别，刘玄德在献帝在位时之所以只称“汉中王”，便是这个缘由。也正是因为“以甲辰岁二月五日即位”这个记载实在经不起推敲，后世学界对耶律大石的实际称帝年份出现了1124年、1125年、1126年、1131年、1132年、1134年等多种不同看法，迄今仍是一桩未决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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