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阎丽
习仲勋是我党我军的卓越领导人，他年仅13岁即投身革命，21岁时就担任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同刘志丹等人一起创建了陕北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由于他一生大公无私、忠于革命、心系群众、实事求是、立场坚定，而且有着极高的马克思主义素养，因此多次受到毛泽东的赞誉。但也因为他为人正直，宁折不弯，因此一生也屡遭磨难。在三次身处逆境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都对他出手相救。
一、身处绝境时，毛泽东发出“刀下留人”的指示
1935年9月，代表党中央的一些思想极“左”分子到陕北根据地搞起了“肃反”，他们竟然荒唐地把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定为“反革命分子”关押起来，罪名是“右倾投降”，原因是他们在争取敌军上层起义和中间力量时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
在被关押审查的日子里，“肃反”代表们对他们采取了逼供式的法西斯手段，强迫他们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面对审查和逼供，习仲勋据理力争，逐条驳斥。结果又被扣上了“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帽子，罪加一等，受到了更为残酷的审讯。
面对来自同志的误解和打击，习仲勋心里十分难过。面对“肃反”代表们的残酷迫害，习仲勋至死不承认自己和刘志丹等是“反革命分子”。
得不到满意答案的“肃反”代表们决定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刘志丹和习仲勋等人。
1932年，“两当兵变”前的习仲勋（左一）。
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经过长征来到了陕北吴起镇。在陕北根据地的墙上，毛泽东看到了很多以前贴上去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布告》，他在心里牢牢记住了“主席习仲勋”的署名。他看到陕北根据地民众革命热情高涨、红军战斗力很强、各项工作开展得很好，所以他坚信边区的创建者和领导者是一心一意干革命的同志。因此，当他听说刘志丹、习仲勋等人是“反革命分子”，正准备处决时非常震惊，立即和中央其他领导商议，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义组成一个工作组，由国家保卫局局长王首道带领火速赶到瓦窑堡，要“肃反”代表立即释放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当时，“肃反”代表们已经挖好了活埋他们的坑，如果毛泽东的指示再晚来4天，他们就不在人世了。
习仲勋等被释放后，毛泽东立即派人调查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快查清，所谓刘志丹、习仲勋等的“反革命罪”都是凭空捏造。于是，毛泽东立即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平反。
不久，毛泽东率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后会见了刘志丹、习仲勋。当毛泽东第一次见到习仲勋时很是惊讶，他没想到这个陕甘边区的苏维埃政府主席竟然刚满22岁。毛泽东和习仲勋进行了长谈，对习仲勋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鼓励他大胆工作。很快，习仲勋就担任了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等职。
二、身处困境时，毛泽东保护了习仲勋
1956年9月，习仲勋到国务院工作。1959年4月，习仲勋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协助周恩来处理大量的国家事务。这期间发生了小说《刘志丹》事件。
1956年，作家李建彤写出了一部小说《刘志丹》。因为习仲勋长期和刘志丹一起战斗、工作过，李建彤便请习仲勋帮助审阅一下小说。习仲勋怀着对老领导、老战友刘志丹的深厚感情非常认真地阅读了小说，并多次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特别提到涉及高岗的内容要慎重。李建彤根据习仲勋的意见多次修改小说。1962年，小说刊印少量样书征求许多老同志的意见，并送给了中宣部主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周扬审阅。周扬看后认为小说写得很好，可以出版，并应大力宣传。从7月底，《工人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等报刊开始连载小说《刘志丹》。
此事很快引起了康生的注意。康生曾主编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当时担任中央文教小组理论组组长，并领导着中央党校的工作，可以说掌握着党内理论工作的领导权。由于在1943年的“整风运动”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运动中康生大力推行“左”倾路线，对许多革命干部进行打击，因此遭到习仲勋的坚决反对。康生心里一直记恨在心，正好此时国内的政治风向有了很大转变，“阶级斗争”被提上了日程，毛泽东正在批判彭德怀所谓的“翻案风”，康生便决心借此整倒习仲勋，因此到处宣传说《刘志丹》就是为高岗翻案。
1953年1月，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1954年3月23日，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图为委员们合影，前排左起：黄炎培、郭沫若、彭德怀、陈云、周恩来、宋庆龄、毛泽东、刘少奇、李济深、张澜、董必武、沈钧儒、何香凝，后排右一为习仲勋。
其实，此时发表的小说《刘志丹》已经是第六稿了，里面早已经删去了有关高岗的内容。但康生却派人找来了已经被习仲勋否定的第三稿刊印后送到中央会议审查。会上，康生竭力煽动对小说进行批判，说小说就是为了给高岗翻案。在他的极力鼓惑下，会议由批判彭德怀转而连同小说《刘志丹》一同批判。康生还无耻地捏造出一个“彭（德怀）高（岗）习（仲勋）西北反党集团”，说小说《刘志丹》就是他们的“反党纲领”。
在9月24日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私自写了一个纸条递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专注于会议讲话内容，因此未及多想就念了一下纸条：“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大发明”。于是，康生便以此作为毛主席语录大造舆论。三天后，习仲勋被停职，开始接受康生负责的专案组长达半年的调查。调查结果是：习仲勋是“反党集团”的头子，应开除党籍和公职。但毛泽东没有同意，而是决定安排习仲勋到党校学习，保留党籍和公职。
康生没有罢休，继续编造“黑材料”，建议中央对习仲勋进行“重处理”，妄图置习仲勋于死地。毛泽东还是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只是撤销了习仲勋副总理的职务，下放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副厂长。
三、身处险境时，毛泽东同意接走了习仲勋
“文革”开始后，志得意满的康生并没有忘记远在河南的习仲勋，他决定对习仲勋下手。于是，他授意北京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串联西安、洛阳的红卫兵、造反派开始对习仲勋进行揪斗。他们先是在洛阳揪斗习仲勋，之后又押到西安继续揪斗。
由于长期揪斗和折磨，习仲勋的身体开始垮了。此时，周恩来总理一直惦记着习仲勋这个得力助手，当他得知习仲勋的处境时，就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希望能对习仲勋进行保护。毛泽东立即表示同意。周恩来马上派人向揪斗习仲勋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毛主席说过，习仲勋是群众领袖。不再批斗他。
1968年初，得知习仲勋的身体快顶不住了，周恩来又报经毛泽东同意，派飞机飞赴西安接习仲勋进京，交给了北京卫戍区监护，实际上是以特殊的方式把习仲勋保护起来了。从此，习仲勋生活得到了改善，处境好了起来，身体也得到了恢复。
这一时期，许多革命的领导干部遭到康生、“四人帮”的迫害，习仲勋能幸免于难不能不说是毛泽东对他的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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