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李鸿章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时谴责“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相信美国报业能对华人劳工施以援手，取消排华法案”，并未对《排华法案》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他在访问过程中有意避开美国西部，“不希望经过以这种方式对待我同胞的地方”，选择从加拿大温哥华而非旧金山回国。大清第一位高官的到来还是在纽约城掀起了一股“中国热”，1896年8月26日，纽约市市长威廉·斯特朗任期内第一次探访唐人街即说明了一切，反正报纸里大肆宣传“用李鸿章的大厨最钟爱的食谱，做一桌原汁原味的中餐”，对中餐知之甚少的记者们以讹传讹地将“炒杂碎”列入“必吃榜”，大概炒杂碎是他们唯一了解的中式食物，还刊载了食谱：
将一定量的芹菜切碎，再将干香菇泡发，切入些许生姜。将鸡杂放入花生油中炒到微熟，再加入其余原材料和水混炒。最好吃的料子是猪肉片和干墨鱼块以及在潮湿环境下发芽的大米。除外还应该添加一些酱汁和花生油给这锅油腻的食物调色。接着，你就可以尽情享用了。倘若你能消化得了，就肯定可以像李鸿章一样长寿。
事实上，少有人去考证李鸿章吃没吃过这道菜，中餐馆的老板当然不会放过让他代言炒杂碎、使中餐馆走出纽约唐人街的机会，好奇者涌入中餐馆一探究竟，有媒体夸张表示，尝过杂碎魔幻味道的美国人会立即忘掉华人的是非，“突然之间，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猛然高升，摧垮他的意志，磁铁般将他的步伐吸引到勿街（Mott Street，纽约唐人街的一条街）。”
主打炒杂碎的中餐馆反而越开越多，遍布纽约各个区域，这也是当时华人的生存策略，要么开餐馆，要么开洗衣房，不会对白人男性的工作造成威胁，结果是每位厨师做出的炒杂碎都不一样，因为每个店会根据食客反馈调整“炒杂碎”的搭配，除了内脏被替换成肉类或海鲜外，配菜多为豆芽、竹笋一类，味道的关键“取决于倒在炖锅中的蘑菇和神秘的黑色或褐色酱料（即酱油），不管它是什么东西，是一种很提味、很有劲的调料”。
当时一碗杂碎价格在15—25美分之间，制作快捷，便宜、美味又饱腹，它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市场上的定位相当于今日麦当劳、肯德基，是办公室和商店中低阶层男女职员午餐的主要选择，梁启超1903年游历美国时发现，仅纽约一隅，杂碎馆三四百家，凡杂碎馆之食单，莫不大书“李鸿章杂碎”“李鸿章面”“李鸿章饭”等名，全美华人以杂碎馆维生者三千余人。“因西人崇拜英雄性及好奇性，遂产出此物。⋯⋯然其所谓杂碎者，烹饪殊劣，中国人从无就食者。”
梁氏此话对了一半，炒杂碎源于中国无疑，概因它太过家常和笼统，适应美国人趣味后越来越美式，乃至收获一众拥趸，最有名的当属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频繁光顾位于华盛顿特区哥伦比亚大道上的孙记杂碎馆（Sun Chop Suey Restaurant），每次必点鸡肉杂碎，当选总统后仍不时光顾，出于安全考虑，联邦调查局对餐馆的每一位员工做了安全调查。
就连美国大兵也被炒杂碎（军队食堂常用菜）所俘获，二战期间，他们开赴中国，想在重庆吃顿炒杂碎，遍寻无果，当地一家餐馆便打出广告，说供应地道的旧金山式的炒杂碎，一解口馋。这不是美国人第一次找杂碎碰壁，有人1932年给美国报纸写信抱怨“几乎把每个中国人力车夫的腿都跑断了，也没打听到这道菜，在中国压根就没人听说过”，此时炒杂碎在美国风靡近40年，于中国却毫无存在感，就像是“中国人跟世界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出口转内销”的杂碎在中国市场压根不被看好，1928年，北京一家杂碎店关门的消息上了美国报纸，因为“在北京没有足够的美国人来支撑杂碎馆生意”，“许多喜爱中国食品的美国人听说北京唯一的一家杂碎馆关张了，都感到很震惊，也很惊诧中国城市的普通老百姓对炒杂碎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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