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盛极一时的山西日升昌票号，是怎么走向衰落的？

在1861年英商麦加利银行在上海开设分行之前，中国的金融产业，由两个集团掌握，即北方的山西票号和南方的宁绍钱庄。宁绍钱庄以胡雪岩的阜康钱庄为代表，山西票号以日升昌票号为代表。

晚清时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山西票号和宁绍钱庄纷纷倒闭。其中，阜康钱庄在1883年在挤兑潮中应声而倒，让胡雪岩大受打击，被迫宣布破产。1885年12月6日，62岁的胡雪岩在孤寂潦倒中离开人世。

相比之下，以日升昌票号活得更为长久。

日升昌票号创立于1823年，名字寓意为“生意如日东升，蒸蒸日上”。日升昌票号的财东是来自山西省平遥县西达蒲村的李氏家族，首任大掌柜是来自山西省平遥县细窑村的雷履泰。雷履泰虽然是农民出身，却有着惊人的商业天分，他敏锐地看到了异地商业汇兑中存在的巨大商机，率先设立了日升昌票号，开启了百年基业。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总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艰辛挑战。雷履泰以“平色余利”标准，解决了各地银两和铜钱的成色不一、份量不一的难题，为日升昌票号带来了滚滚而来的盈利；以密押、背书、微雕等防伪技术，解决了汇票防伪的难题，使得日升昌票号100多年历史里没有发生一起误领、冒领的现象。

现代企业，讲究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事实上，包括日升昌票号在内的绝大多数晋商，都已经在尝试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

日升昌票号的财东李氏家族，只负责出资和聘用大掌柜。票号的经营活动，包括聘用伙计等，都一律由大掌柜负责。财东不能插手经营活动，连推荐学徒工的资格都没有。日升昌票号有“三爷不进票号”的规矩。所谓三爷，指的是财东的舅爷、姑爷、少爷。这个规矩能够防止财东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干涉票号正常经营活动。

日升昌票号顺应时代潮流，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全国40多个主要城市开设分号，引起了晋商的效仿。一时之间，晋商开设的票号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如协和信票号、协同庆票号、蔚长厚票号、百川通票号、新泰厚票号、合盛元票号、大德通票号等。其中，合盛元票号除了在国内各大城市开设分号外，还将分号开到了日本神户、东京、大阪、横滨等地，开创了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新纪元。

票号生意红红火火，让财东赚得盆满钵满，掌柜和伙计都获得了不菲的收入。当时山西流传着一句话：“当官入了阁，不如茶票庄上当了客。”是啊，当什么官呀，还不如去山西人开的茶庄、票号里打工挣钱呢。

但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外国银行纷纷登陆中国，不断积压山西票号的生存空间。当时，清廷产生了组建国有银行的想法。1904年，清廷组建大清户部银行。1908年，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期间，清廷两次邀请包括日升昌在内的山西票号参与入股，都被后者拒绝了。

大清银行发行的兑换券

就这样，山西票号错失了改组成现代银行的机会，也失去了做大盘强的机会。特别是，大清银行成立以后，绝大多数官银汇兑业务都交给了大清银行。这对于严重依赖于官银汇兑业务的山西票号来说，几乎是致命的打击。

山西票号迎来倒闭关门的潮流。就连有“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美誉的日升昌票号，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1914年，合盛元票号北京分号欠下大笔债务，举步维艰。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号经理侯垣出于情面和关系，出面为合盛元票号北京分号担保。可万万没有想到，合盛元票号北京分号的经理却悄悄逃跑藏匿起来。在债权人的强烈要求下，北京检察厅查封了日升昌票号北京分号，还由北京地方审判厅出面，致函平遥县知事，对日升昌平遥总号和东家财产进行查封。

日升昌票号顿时陷入风雨飘摇之中，摇摇欲坠。

就在这时候，日升昌票号前任大掌柜梁怀文回来，直面各位债权人，开诚布公地说明情况，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和谅解，使得日升昌票号避免了破产的命运。经过长达9年的清理整顿，1923年，日升昌票号全部债务清理完毕，债权人同意以债转股，成为日升昌股东，继续经营票号业务。

1932年，日升昌票号改为经营钱庄，这意味着“天下第一号”也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