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自知，“吾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没办法，他就是喜欢交友，心无城府，很多后来甚至成为他的政敌，他也能不计前嫌化敌为友。苏轼后辈王铚在《元祐补录》里讲了这么一件事，沈括在两浙考察新法执行情况期间，苏轼刚好通判杭州，出发前，“神宗语括曰：‘卿其善遇之’。”一个是钦差大臣，一个是地方官员，相互往来免不了吟诗作赋，沈括求苏轼手录近诗一通，后者二话不说，亲手誊录了一遍给他，回到汴京后，沈括将苏轼涉及新政诗作挑了出来，贴上标签，上交朝廷，说这些都是讽刺、污蔑朝廷之作。时值熙宁六年（1073），新法的争论所引起的动荡刚刚过去，神宗将沈括搜集的“证据”搁置一旁。苏轼听说这件事后，给他的朋友刘恕写诗，开玩笑道，“不忧进了也”，言外之意是，给你写信我不用担心会被告发。后来新党失势，沈括落职在润州（今江苏镇江）闲居，将他以前购置的园地加以经营，名“梦溪园”，著名的《梦溪笔谈》就是他在润州梦溪园完成的。元祐四年（1089），苏轼路过润州，沈括“前倨后恭，亲自迎送，还赠给他一块从延州得来的石墨”，玩笑归玩笑，苏轼也没把沈括求诗之举放在心上，挥笔写下《书沈存中石墨》，记录二人往来。
有人说，沈括最早种下了“乌台诗案”（1079年）的祸根，“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云”，“乌台诗案”之复杂，非“本于括”可以解释的，李定作为置苏轼于死地的主要推手，对他的伤害不比章惇小。此人在“青苗法”弊端显现时诡称此法“民优之，无不喜者”，后被王安石提拔为御史中丞，引发众议。原来他任泾县主簿时，生母仇氏病死，他隐匿不报，以逃避服丧，给出的理由是，他本是庶出，并不知道生母是谁，有人说是仇氏，父亲又不认可，便没有为仇氏守丧。无论如何，“不孝”已成李定身上的标签，司马光骂其“禽兽不如”，李定一直对旧党怀恨在心。一旦抓住机会，“必欲置之死地”，可笑的是，他在奏章中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但在亲自审讯后，因其“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直叹为天下之奇才，不由得佩服起来。所幸李定的计划没有得逞。元丰八年（1085），苏轼在青州的一次盛会上与他碰见，“相见极欢”，双方一笑泯恩仇，与过往和解。不过到宋哲宗时，司马光执政，李定“不孝”的黑历史被旧党揪了出来，因之降责，“落龙图阁直学士，守本官分司南京，许于扬州居住”，元祐元年（1086）五月，进入中枢政治中心的苏轼与同官范百禄又奏：“臣等看详李定所犯，若初无人言，即止是身负大恶。今既言者如此，朝廷勘会得实，而使无母不孝之人，犹得以通议大夫分司南京，即是朝廷亦许如此等类得据髙位，伤败风教，为害不浅。”在以孝治天下的时代，李定此举是大逆不道的，为使风俗淳厚，苏轼强烈建议依照礼法对其追究行遣，李定再被谪放滁州，元祐二年卒。苏轼此举很容易被误会是对李定的报复，果真如此的话，元丰八年何来“相见极欢”一说？他对有悖伦常者，疾视如仇，不单是针对李定。
如此一来，新党人士对其更怀恨在心，而“他那名震天下的声望和直言无忌的性格又使旧党中的不端之士将他看成通向宰执宝座的最大障碍，从而不约而同地将他视若仇雠”，在司马光死后与其继承者无休止的争论中，苏轼被排挤出朝，新旧两党都没讨好。“朔党”中坚刘安世（“司马光最忠实的弟子”）对他的评价很是中肯：
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若大节一亏，则虽有细行，不足赎也。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高意广，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则虽与老先生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
不附和新党，也不迎合司马光，总是坚持独立政见，有自己一以贯之的原则。刘安世没有说透的是，由于太过特立独行、坦率直露，苏轼不知道保护自己，很容易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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