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主张变法的苏轼，为何成为了激烈的反对派？

原本主张变法的苏轼，在变法初期果然好“故为异论”，最终变成了激烈的反对派、旧党中的一员。当年四月，王安石准备科举兴学校，正好是苏轼职责分内，憋了几个月的他总算逮到了机会，在五月上《议学校贡举状》，对新法放出了第一炮：“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策论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诗赋取士到底有用没用，其实旧党心里门清，司马光也对诗赋取士不以为然，这姑且不谈。此事可笑在于，当年苏轼你不是在《进策》把变法喊得震天响，又是“课百官、安万民”又是“厚货财、训军旅”吗？怎么此时就“祖宗之法不可变”了？这不是坐实了王安石对你的看法，觉得你自恃聪明为了反对而反对吗？实际上，不少后人也察觉了苏轼此时“故为异论”，朱熹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凡荆公所变更者，初时东坡意欲为之。”“如东坡以前进说许多，如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定军制、倡勇敢之类，是煞要出来整理弊坏处。后来荆公做出，东坡却又尽底翻转，云也无一事可做。”

苏轼，为何成为了激烈的反对派？" />

以“变风俗，立法度”为志，王安石对仁宗以来因循守旧的政局极为不满，一上台就以激进强硬的作风推行变法，设立新机构，提拔青年官僚，从而引起北宋政坛大分裂。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本身就存在相当多的政见、意气、南人北人、新进老成、权位、学术文学分歧，以及私人恩怨的情况下，变法本就容易滑向党争。而在此过程中，苏轼对新法的种种所作所为，其实颇值得商榷。在《议学校贡举状》之后，苏轼获得神宗的召见，各种对新法的小动作也多了起来。八月，他借任国子监举人考试官之际，出题暗讽王安石；到了熙宁四年，经过长期试探，苏轼终于按捺不住，先后以《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对新法和王安石发起了全面的挑战。

苏轼，为何成为了激烈的反对派？" />

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苏轼将变法内容逐条批驳，大肆批判，将其说得无一丝一毫可取，而在《再上皇帝书》中，苏轼更是直接对王安石个人展开了攻击，直斥当朝宰相、官场前辈为“小人”“苟容之徒”，犹如怀乱西晋的“贾充”。可以说，此两书一上，苏轼反对新法的性质已经完全改变，他不再是出于“制科人习气”对执政者提出建设性的批评，而是站在完全反对“新法”立场，力图证明其全盘错误，开始扮演“旧党”发言人的政治角色了。特别是《再上皇帝书》，苏轼上此书时正值守旧派重臣韩琦、欧阳修反扑，欧阳修连章言青苗法之害，逼得王安石居家不出。苏轼在文中激烈攻击王安石人品道德，无疑是在配合韩欧施加压力，意图迫使王安石罢相。更要害的是，苏轼在文中以滔滔雄辩之风将新法之害渲染得昏天黑地，但纵观全文，其中观点不乏为了反对而反对，刻意回避新法益处，纯言意识形态是非。朱熹对此就非常看不惯，批评他“为文论利害，如主意在那一边利处，只管说那利。其间有害出亦都知，只藏匿不说，欲其说之必行”。

朱熹看得出的事情，王安石当然也看得出。变法大争论进入白热化，苏辙无法在“三司条例”中安坐，写了一封措施激烈的奏章请辞。神宗皇帝看完奏章深感不解，就问王安石：“辙与轼如何？观其学问颇相类。”王安石则回答说：“轼兄弟，大抵以飞钳捭阖为事。”言下之意，他们两个嘴皮子厉害，辩经是好手，但干实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作为执政者，他也实在没办法放下变法大业来和苏轼耍嘴皮辩论，况且辩来辩去也无非都是空对空，还不如请苏轼去地方上体验生活再来说新法是非。因此到了熙宁四年四月，他便借谢景温无中生有地弹劾苏轼贩卖私盐事，将苏轼踢出京城，发配到杭州当通判去了。当然，此事王安石也做得不太光彩，但从侧面也反映出当时苏轼的上书攻击对他影响之大，以至于他已没耐心同苏轼耗下去，不惜以空穴来风的罪名除之而后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