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上表向皇帝致谢，为何却引来大祸？

按北宋官场惯例，官员在到任命之后，应该向皇帝上一封谢表表示感恩。内容都是一些套话，无非就是痛陈自己的驽钝不堪重用，对皇帝居然不嫌弃自己表示感激涕零，最后总结一下自己就任官职的勉为其难，表达必不辜负皇帝信任的忠心，云云。苏轼“知湖州”之后也照着套路呈上了三百余字《湖州谢上表》，在陈述自己如何不堪之时，大约实在忍不住牢骚，夹带了一点私货：我深知自己愚笨不合时宜，终究无法跟随那些新进提拔之人；体察自己年纪大了，不至于多生事端折腾，这样的我或许还能治理教化小民吧？

苏轼上表向皇帝致谢，为何却引来大祸？" />

苏轼此表立即在中央激起了轩然大波。元丰二年五月二十七日（一作“三月二十七日”），监察御史里行（即见习监察御史）何正臣首先发难，由垂拱殿上奏弹劾苏轼讥讽新政。他特地引用了苏轼“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的牢骚，义愤填膺地表示苏轼是在“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宣传中外，孰不叹惊！”不过何正臣弹劾并无下文，也许是自变法以来新旧党空对空的攻讦实在太多了，神宗对此并没有特别在意，技术性地将其不了了之地“淹”了。但御史们一口咬定了苏轼。七月二日，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权御史中丞李定再度由崇政殿上章弹劾苏轼，国子博士李宜之也写了举报状，要求正式审查苏轼（“乞赐根勘”）。更为要命的是，这次御史们准备充分，收罗了详细证据——经过他们批注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简称《钱塘集》）。在将黑材料呈给皇帝时，他们还专门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苏轼反动宣传广为流传，让忠君爱国人士惊诧愤恨（“臣伏见知湖州苏轼，近谢上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查阅苏轼过往诗文，发现他老是阴阳怪气，什么事情都可以被他嘲讽（“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原文均出自《监察御史里行舒亶札子》），诸如此类云云。

御史们如此有理有据，宋神宗也不得不作出回应。七月三日，他下诏让知谏院张璪、御史中丞李定负责审查，将包括何正臣札子在内的四次举报弹劾文件和作为证据的《钱塘集》打包给转给了中书门下，让他们组织御史台根勘所审理。但仅一天过后，御史台根勘所就收到了中书门下颁下的神宗圣旨：“令御史台选牒朝臣一员乘驿追摄。”看上去，神宗似乎仔细审阅一遍黑材料，也有点上火了，因而在短短三天之内，“苏轼反动言论案”就由原本的走程序审查升级为性质严重的诏狱，还是需要中央立即派出专案组将其逮捕归案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