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纪念馆里为何展出一个篾条补好的破陶罐和两个铜板？

习水县在几十年中始终重视对四渡赤水有关遗址和文物的保护工作，为纪念馆提供了丰富的展品。例如2003年二郎坝一户赵姓人家向四渡赤水纪念馆捐献了两块铜元和一只打破的陶罐。据捐助者介绍，1935年1月，红军在贵州一渡赤水转移时，途经二郎滩附近的二郎坝村。一天傍晚，村民赵老汉对战士们说：“红军娃娃，到屋头睡吧，外面冷呀。”“谢谢喽，我们就在坝子里睡，我们部队有纪律。”第二天清晨，一位小战士见赵老汉的水缸里没水了，便下河去担水。他挑水回来进门时，只听“咣”一声，门将一只坛子碰倒摔破。赵老汉忙说：“没关系，只是个空坛子。”这时班长解开上衣口袋，掏出一个红布包，一层层打开，露出两块铜板，他递给赵老汉说：“打烂了你的坛子，不能就这样算了，我们只有这些钱了，如果不够，将来我们一定补上。”红军走后，赵老汉对儿子说：“这是仁义的队伍呀，你去拿篾条把这个坛子框起来，破坛子咱也要，这是个念想。”2003年，赵老汉的儿子将两块铜板和用篾条补好的破陶罐捐献给四渡赤水纪念馆。几乎每一位参观者，走到这三件看似普通、却蕴含深意的文物前，都会驻足观看，希望能够借此了解红军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精神。

除了这样承载着红军与赤水河老百姓军民鱼水情的文物外，习水县还有很多独一无二的四渡赤水遗址。早在1980年，习水县政府专门修建了土城渡口纪念碑。如今土城渡口已成为四渡赤水纪念馆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位于习水县土城镇青杠坡村的青杠坡战斗遗址。1935年1月28日，包括党的两代领导核心、新中国三位主席、一位总理、五任国防部长、七位元帅和200多位将军在内的红军在青杠坡等地与川军进行了著名的土城战役。最终红军在付出3000多人伤亡的代价后，仅仅和川军打了个平手。

在纪念馆中陈列着一顶自青杠坡战斗遗址发掘的川军英式钢盔。平心而论，红军此时对川军的实力和特点并不了解，加上川陕根据地曾成功打破川军的“四路围剿”，因此红军指战员大多把川军视为与黔军类似的“双枪兵”。但实际上，四川军阀虽然大多贩卖鸦片，但刘湘所部在军内却强调禁烟（刘个人便不吸鸦片）。而且刘湘相当重视军队装备建设。早在1924年，他就曾以300万两烟土在武汉汉阳兵工厂购回汉式步枪20000支，子弹1000万发，而从1933年开始，四川华兴机器厂（兵工署20兵工厂前身）开始仿制瑞士启拉利KE-7轻机枪，广泛装备川军。此外，刘湘曾专门向阎锡山购买过山野炮，甚至还从法国购入机床试图自行制造高射炮和加农炮。因此，刘湘所部兵员素质尤其是持续作战能力要远胜过黔军，火力也要超过红军很多。

1935年1月24日，红五军团为了掩护军委纵队，便在良村与东煌场之间的梅溪对川军郭勋祺部展开阻击战。朱德后来在命令中如此介绍梅溪阻击战中的川军：“经多次冲锋，均为我击退。”而我五军团在掩护军委纵队于当日全部通过梅溪之后，便趁夜暗条件撤出战场。但是这时红军对郭勋祺指挥的川军总预备队兵力认识不清，将这股敌人误判为模范师三旅廖泽部，实际上郭勋祺指挥的是自己的教导师第三旅和潘左的独立第四旅，只不过因为郭部在二十一军中属于精锐，人称“模范师”。正是由于郭部在川军中属于种子部队，因此得以装备对川军而言极为稀罕的钢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