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290,《明朝史话》连载15,欢迎收看。
张献忠是陕西延安卫柳树涧(在今陕西定边东)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与李自成同岁,家庭贫苦,父亲是个农民。
张献忠早年曾在明朝军队里当兵,因犯法,被打了100鞭子赶了出来。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爆发后,他在崇祯三年(1630)于米脂县十八寨领导农民起义。
张献忠性格粗狂刚悍,而且身材魁梧,力气过人,又有一部漂亮的长须,煞是雄伟威武,他的脸色微黄,所以军中都称他“黄虎”。
起义后,张献忠自号“八大王”。在明末农民起义的初期阶段,他就已经是36营义军中的一营首领。崇祯八年(1635),他参加了攻打明朝中都凤阳的战斗,后来又转战于湖北、安徽、河南、陕西等地,与明朝官兵周旋厮杀。
崇祯十年冬至十一年,农民军在军事上屡受挫折。李自成部在川北梓潼遭到官军伏击,损失惨重;张献忠冒充官军的旗号奔袭南阳,被明总兵左良玉识破,计谋失败,张献忠在激战中负伤,退往湖北谷城;罗汝才、马守应、惠登相等其他几支农民军也相继失利,并且散处于湖广、河南、江北一带,各自为战,互不配合。
张献忠在谷城,处于官军包围之中,势力孤单,而且,经过十余年的战乱,社会经济破败不堪,义军的粮饷也很难筹集。处境如此恶劣,张献忠经过一番思考,决定利用明朝高叫招抚的机会,将计就计,伪装投降以保存实力,赢得休整的时间并解决给养问题后,伺机再起。
于是,他派部将孙可望给熊文灿送去了长一尺多的碧玉两方、直径一寸的珍珠二枚,还有其他无数珍宝。熊文灿喜笑颜开,把招抚的事一力担当起来。
这是崇祯十一年四月的事。同年十一月,罗汝才也学张献忠的样子,伪装接受招抚。
张献忠名义上受抚,实际上仍保持独立自主。他拒不接受熊文灿对农民军的改编,而把军队分屯于四郊,与老百姓混合居住在一起,控制了谷城全境。
熊文灿要他把部队裁减为2万人,由明朝给饷,其余遣散。张献忠虚与委蛇,回答说:“部队都是壮士,裁了可惜,愿以全军从征,请给十万人饷。”
熊文灿无可奈何,只好照办。而当熊文灿三次要调他的部队去镇压农民军时,他又把熊的命令当耳边风,根本不予理睬。
张献忠还利用驻兵谷城的机会,积极筹集粮饷。他调出部分军队进行屯耕;又在汉水、筑水交汇处设立关卡,征收赋税;并派人四处征购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入房山等地。
此外,张献忠也不忘练兵。他自己钻研《孙吴兵法》,创造了“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对士兵进行操练,并制造三眼枪、狼牙棒、埋伏连弩等兵器。
在房县受抚的罗汝才,也同样不接受熊文灿关于解散部队的命令,而积极扩大队伍,积草屯粮,与张献忠遥相呼应。
张、罗的伪降,统治阶级中也有人识破,并向熊文灿建议先下手为强,进行军事镇压。但熊文灿利令智昏,一心想在抚字上收奇效,立大功,没有对张、罗采取行动。
经过李自成的激励,以及东山再起的工作都准备就绪后,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六日,张献忠在谷城重举义旗。
为了制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揭露熊文灿等贪官污吏的贪赃受贿,张献忠特地在驻地白墙上书写下他们的种种罪恶行径,并宣告自己与他们势不两立,坚决血战到底。
罗汝才暗中策应,约好同时起兵,其他受抚的农民军也群起响应。至此,熊文灿苦心经营、妄图以招抚平息农民军反抗的梦想破灭了。
农民军经过一年的休整和准备,兵强马壮,械精粮足,战斗力较过去大为增强。七月,张、罗在房县的罗猴山设伏,痛打明军主力左良玉部。左良玉被打得军符印信全丢,狼狈逃窜。明军被歼上万人,军械物资丢失无数。
农民军重举义旗和明军抚、剿两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崇祯皇帝大为震惊,他像输了钱的赌棍,既失望而又恼恨,于是下令把熊文灿逮捕处死,左良玉革职戴罪立功,然后打出最后一张王牌,派他最亲信的大臣、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杨嗣昌亲自督师围剿农民起义军。
杨嗣昌于九月底到达襄阳,十月初一日召集各路将领开军事会议,确定战略方案。他命令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巡抚各扼要冲,集中兵力,先对付张献忠、罗汝才,企图将张、罗围困在川、陕、鄂山区加以消灭,而后再镇压其他农民军。
面对敌人的围剿方略,张献忠的对策是以走制敌。农民军行军神速,官军裹粮追随,处处落后,即使追上,农民军已是以逸待劳,战则官军必败,不战则农民军又远走高飞。
张献忠就是采用这种流动作战的战术,使自己在敌人强大的军事围剿中争取主动。
崇祯十三年(1640),张献忠趁四川防守单薄之机,突入四川,直达川北的剑阁、广元,后又挥戈南下。
杨嗣昌见农民军入川,就进驻重庆,明军精锐也多调入四川。杨嗣昌严令明军急追,不得让农民军逃脱。
当明军入川之后,张献忠突然折而东向,使明军又扑了个空。此时明军在东面的防守空虚,义军顺利地过了夔门、巫山,进入湖广。
农民军在四川连陷多城,纵横驰突,如入无人之境。杨嗣昌自己莫可奈何,却上疏参了四川巡抚邵捷春一本。崇祯帝把邵捷春逮捕进京,问成死罪。
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义军在开往襄阳的路上遇到杨嗣昌的使者,张献忠灵机一动,想出一个赚开襄阳城门的计策。他命部将李定国把使者杀掉,取下军符,由李定国和20余名骑兵打扮成官军模样,带着军符先驰至襄阳城下,声称奉督师命令,前来调兵。
守城士兵对验军符后,放他们进城。义军一进城,就挥刀砍杀守城明兵,控制城门。原先装扮成商人进城埋伏的100多义军闻声而起,纵火响应,城中顿时大乱。
紧接着,张献忠的大部队赶到,襄阳城就这样被农民军用计占领。农民军活捉襄王朱翊铭,把他绑到张献忠面前。张献忠对襄王说:“我要断杨嗣昌的头,而杨嗣昌远在四川,现在就借你的头,使杨嗣昌以陷藩伏法。”于是,便把襄王斩首。
襄阳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军资粮饷围积于此。张献忠打开仓库,拿出15万银子赈济饥民,其余没收作为农民军给养。
在张献忠智取襄阳之前,李自成已于正月攻破河南首府洛阳,处死福王。明王朝在短短的时间里连失二郡,丧两亲王,杨嗣昌感到事情不妙,难逃崇祯帝的惩罚,在军中自杀。
襄阳被克,杨嗣昌自杀,宣告了明朝最后一次大围剿的破产。从此,明朝再也组织不起大规模的围剿,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而且,再也派不出一个像样的统帅。崇祯帝不得不临朝哀叹:“自杨嗣昌殁,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
死了两个亲王,杨嗣昌也自杀身死,崇祯皇帝越想越恼火,把前任三边总督郑崇俭也逮捕斩首。其实,郑崇俭死得冤枉,只因崇祯皇帝输多了,且又无计可施,就把他杀掉出口气。
张献忠以走制敌的战略不仅巧妙而成功地粉碎了明朝对他的围剿,而且牵制了明军的大部主力,使得受严重挫折后的李自成能顺利地进入河南,恢复和发展力量,锻炼成明末农民军的两大主力之一。
攻克襄阳后,张献忠转战于河南、湖北、安徽一带。崇祯十六年(1643)五月,攻下武昌。张献忠在武昌称大西王,设六部五府,开科取士。
义军逮捕恶贯满盈的楚王,把他装进笼里投入长江,为百姓平了大愤。张献忠下令打开楚王仓库,见仓库中积金百万,感叹地说:“金钱如此之多,竟连个武昌也守不住,朱胡子真是个庸儿啊!”他下令发银赈济饥民。附近20余个州县闻风归附。
八月,张献忠撤出武昌,进军湖南、江西,连克长沙、常德、吉安、袁州(今江西宜春)等重镇,震动广东。
崇祯十七年(1644)春,李自成的大顺军已经在向北京挺进,崇祯政权的覆亡只在旦夕之间。张献忠利用明朝军事力量无力西顾的有利时机,挥师西向,攻入四川。六月攻下重庆,八月克复成都,到了秋季便占有两川。
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年号大顺,改成都为西京。
称帝后,张献忠加强政权建设,增置左、右丞相,从征多年的骨干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也都封为将军。
大西政权建立后,窜伏山野的明朝官员和地主、士绅纷纷组织反动武装,自称义军,对新生的政权进行疯狂反扑,如曾英在重庆,杨展在永宁、曹勋在大渡河所。这些地主武装结寨自保,与大西政权对抗,特别是与大西的地方政权进行激烈的搏斗。
大西政权对明朝宗室一概斩杀;对不投降的明朝军士,则斩其一手,或割其耳鼻,以示惩戒;对士绅、生员也不加区别,杀得太多。但是,绝不是“屠尽全蜀”,“杀戮无遗”,“无一草、一木、一鸡、一犬存者,积尸至与峨眉齐,流血川江,数百里不绝。”
大西政权对老百姓还是进行保护的,曾发布布告,严禁军队扰害地方,如果违禁,则枭首示众。
满清进入北京以后,曾企图以高官厚禄招抚张献忠。顺治二年(1645)十一月,清朝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纸招抚诏书,在诏书中威逼利诱、软硬兼施,要张献忠“审识天时,率众来归,自当优加擢叙,世世子孙,永享富贵;所部将领、头目、兵丁人等,各照次第升赏。倘迟延观望,不早迎降,大军既至,悔之无及。”
张献忠毫不妥协,对清朝的招抚断然加以拒绝。顺治三年(1646),清朝派肃亲王豪格和汉奸吴三桂率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大西军。张献忠于七月撤出成都,率兵北上,迎击清兵。十一月开抵西充的凤凰山,由于叛徒的出卖,遭到清兵的突然袭击,张献忠不幸牺牲,时年40岁。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人率领,南下云贵,继续坚持抗清斗争。
本文内容编选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与“读史”联袂打造的中国读本《经典中国通史》之《明朝史话》。
《经典中国通史》全套共有16本,分别是:《夏商史话》《西周史话》《春秋史话》《战国史话》《秦汉史话(上)》《秦汉史话(下)》《三国史话》《两晋南北朝史话》《隋唐史话(上)》《隋唐史话(下)》《五代史话》《宋朝史话》《元朝史话》《明朝史话》《清前期史话》《晚清史话》。
这套书是由十多位出生于上世纪上半叶的老一辈历史学家,耗时数年,精心编撰而成。从夏商到晚清的历史迁徙,五千年华夏史全景描绘,专业权威,又通俗易懂,老少皆宜,传世经典,值得学习珍藏。
下一个: 明成祖朱棣下令编撰《永乐大典》的真实用意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