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竹书纪年》的相关记载，新都“成周”直至成王十四年冬方始落成。而在此期间，姬诵不仅成功地从叔父周公旦手中拿回了本该属于自己的王权，更成功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成王八年，姬诵利用唐国（今山西省翼城县）内乱，一举并吞了这个据说传自“尧帝”放勋的古老王国，并将其地册封给了自己的弟弟唐叔虞。
为了策应新任唐侯的唐叔虞在山西境内的发展，成王先是命人于韩地（今陕西省韩城市）筑城，此后多次命周王室武装会同齐、鲁等诸侯国出兵征讨西北的戎狄部落。正是在这位好哥哥的鼎力支持之下，唐叔虞于山西大展拳脚，为其子燮改国号为晋、进而成为周初三大姬姓封国之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竹书纪年》有关姬诵晚年的记录，多是“四夷来宾”的盛世景象。然而，这种所谓的“盛世”不过是镐京和成周等周王朝中心地带的相对和平而已，对于齐、鲁、宋、晋等诸侯国而言，他们与东夷、戎狄的战争始终不曾中断。也正因如此，当成王姬诵于在位22年后病逝，其子姬钊继位当时便召诰各诸侯国，要求其整顿军备、准备作战。（“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
／插画《罪人斯得图》，出自《钦定书经图说》，清孙家鼐等编。
从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姬钊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在其执政期间，东夷集团曾向周王朝发动了一场空前规模的战略进攻，或许是由于周人讳言败事，此事并不见于《竹书纪年》等相关史料，仅散见于各类出土青铜器的铭文之上。其中叙述较为完整的是1930年在河南汲县出土的“小臣簋”，其上记有：
“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市夷，唯十又二月，遣自师，述东，伐海眉，雩厥复归，在牧，伯懋父承王令易征自五贝，⋯⋯”
这里出现的“伯懋父”，一般认为指的是卫国的第二任封君——“卫康伯”姬髦。姬钊委派其率领驻守成周的“殷八师”出征，除了信任姬髦的军事才能之外，很大程度上可能还是由于东夷攻势太盛，周王朝以齐、鲁为中心分封的姬姓诸国抵挡不住，才不得不调集位于第二线的卫国及“殷八师”的部队前往驰援。
无独有偶，在《尚书》和《礼记》也能找到一些有关这场战争的蛛丝马迹。在周公旦之子、鲁国第二任封君伯禽所作的《费誓》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面对以徐、淮两国为首的东夷联军，伯禽调集了封地内所有的武装力量，但却似乎没有勇气与抵达鲁国东郊的敌人展开野战，只是要求部下将兵器和粮秣全部进入到修筑好的工事之中。
面对负隅顽抗的伯禽，东夷联军似乎没有展开围攻，而是继续向前挺进，直至渡过黄河。为此，数百年后徐国大夫容居在吊唁邾国国君姬娄时，还不无得意地表示：“昔我先君驹王，西讨济于河。”当然，容居之所以对此事念念不忘，可能是因为他便是那场战争中被东夷联军解放的鲁国奴隶。
东夷联军的长驱直入虽然看似气吞万里，但却难免呈现强弩之末的态势。随着姬髦指挥的“殷八师”加入战斗，东夷联军随即开始后撤。转入全线追击之后，周军不断增兵。周公旦次子、伯禽之弟君陈统率驻守镐京的“宗周六师”也加入了战斗，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与东夷的这场交锋虽然极为凶险且旷日持久，但掠夺而来的大量财物和人口也给周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战争红利。直至姬钊执政后期的康王二十三年，仅是鼓励宗室武臣南宫盂应效仿前辈、效命王室，姬钊便一次性赏赐给其官吏4人、驭手等奴役659人、俘虏的东夷王臣十13名、夷众1050人之多。
尝到了甜头的南宫盂随即于康王二十五年率部北伐鬼方，取得了“执嘼三人，只馘亖千八百又二馘，孚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马□□匹，孚车卅两，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小盂鼎铭文》）的丰厚战绩。姬钊对其颇为欣赏，再度给予其重赏。
南宫氏仅为姬姓旁支便有如此厚赏，那些与姬钊更为亲近的姬姓公侯，所得自然更为丰厚，也难怪楚君熊绎见到与自己一同侍奉姬钊的齐丁公吕伋、卫康伯姬髦、晋侯姬燮、鲁公伯禽得到封赏，却唯独没有自己时会产生强烈的心理不平衡，以至于楚人数百年后还对此次念念不忘。
通过对外战争获取土地和人口，以将蛋糕越做越大的模式来转移宗室、贵族之间由分配不均所引发的内部矛盾，最终促成了“成、康之治”的盛世。但是这种看似可以无限循环的模式，却最终难免会因战线的不断拉长而呈现强弩之末的趋势。可惜此时周王朝的统治者仍沉浸于胜利狂欢之中，并未察觉到那即将导致巨大军事灾难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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