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观看了湖南卫视首播的近代革命历史电视剧《百炼成钢》。在电视剧的第一集，一群青年在上海码头乘坐船只，远涉重洋到法国进行勤工俭学。途中，陈延年、陈乔年表现出对《新青年》创始人“傲慢”的态度，引发了这群青年的不满。
双方争执不下，竟然在船上打了起来。
从电视剧里的这个片段，可以折射出当时《新青年》在中国青年心目中巨大的影响力。
1915年9月15日，上海街头出现了一本新的刊物《青年杂志》。
在创刊号第一卷一号上，创始人陈仲甫先生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发刊词《敬告青年》，盛赞“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期望广大青年以“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六项标准，积极有为，奋发图强。
《青年杂志》问世之初，发行量并不大，每期印数只有1000份。这样的印数谈不上赚钱，连收回成本都大有问题。《青年杂志》投稿者里，也没有名人大咖，而是一些籍籍无名的年轻作者。
从1916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开始，《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陈仲甫先生再次发表《新青年》文章，号召青年做“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的新青年。
不仅如此，《新青年》还从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开始，只刊载白话文，并且使用新式标点，在白话文运动中走在了前列。《新青年》成为当时第一家全部用白话文宣传新思潮的刊物。
不过，《新青年》还是没有达到创办者想要的效果。自己这边锣鼓喧天，唱得热闹，却没有一个“敌人”出来迎战。如同周树人先生在《（呐喊）自序》中写道：“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或）许是感到寂寞了……”
既没有人来赞同，也没有人来反对，这恐怕是一家媒体最大的悲哀了。
《新青年》的创办者没有气馁，绞尽脑汁进行改变。不久，《新青年》自导自演了一出现代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双簧”事件。
1918年3月，《新青年》发行第四卷第三号。上面刊载了两封信件。一是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了一封文言文信件，故意以卫道士的口吻，攻击包括胡适新诗在内的新文学，还指责辛亥革命后世风日下、道德沦丧。二是刘半农以本社记者的身份，写成《复王敬轩书》，代表《新青年》针锋相对，逐一批驳。
两封信件刊载出去后，果然引起了反响——翻译家林纾、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学界名流纷纷发表文章，加入讨论阵营。一时之间，《新青年》的发行量大幅度增加，最高印数达到了16000份。林纾将《新青年》当作新文化、新思潮的标靶进行批评攻击，使得这份默默无闻的杂志在知识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到了有力提升。
由此可见，《新青年》很懂得媒体的运作规律，在制造舆论话题上再次走在了前列。
在1918年以后，《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蔡元培、胡适、周树人﹑周作人﹑俞平伯﹑陈衡哲、康白情﹑沈兼士﹑沈玄庐﹑汪静之﹑陈衡哲﹑陈建雷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都在《新青年》上发表过小说、诗歌、戏剧、杂文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便是发表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上。
此后，《新青年》的名字就在中国流传开来，成为广大青年知识分子的启蒙杂志。
1926年7月，《新青年》宣告停刊。从1915年9月至1926年7月，《新青年》坚守了11年，一共刊出了9卷54号。《新青年》以其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影响了几代青年知识分子，因而被誉为“天下第一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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