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西方寻找真理！清末救国者，由改良逐渐走向革命

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325，《清朝史话》连载32，欢迎收看。

随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进程的开始、加深和完成，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谋求中国的独立富强而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的过程，也就开始、加深了。他们再也不迷信那些“帖括之学”了，而要求了解西方国家的情况，学习西方某些先进东西，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

道光末叶以来，第一个放眼世界的人是林则徐。为了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他还主持编撰了《四洲志》、《华事夷言》，介绍西方国家情况。

与林则徐、龚自珍、陶澍都有过密切来往的魏源，在林等所编这些书的基础上，花了40年的时间，又编出一部更大部头的《海国图志》，起初是60卷，后来又辑补了40卷，共计100卷，比较全面、详细地介绍了外国的情况。

魏源当过知州，在任期间，曾经改建书院、设立义学、兴办水利，平时又主张禁烟、变法，思想是比较进步的。他编《海国图志》的目的，为的是“以夷制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

跟魏源同时，福建官吏徐继畲编了一部《瀛环志略》，也介绍了世界各国情况，并附录了一些从西人所绘地图上直接描绘下来的地图，此书在日本也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被日人两次翻印。

同治以后，尤其是中法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已经不只是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而开始着眼于工商业的发展、政治的改良了。这股改良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为突出。

王韬是苏州人，曾去广东做过官，还跟太平天国联系过，后来留学英国；归国后，在香港当过《循球日报》主笔，主持过上海格致书院。他认为只有发展了新式工商业，民生才能富足，“民生既足，国势自张＂。他赞扬日本人学习西方的精神，主张改革取士、练兵、学校、律例方面的旧制，他还指出官僚们的“洋务新政”，是祸国、害民，而不能福民、利民的勾当。

经商出身的郑观应，比王韬还要响亮地提出大力效法西方。在他那“触景伤时，略陈利弊”的《盛世危言》中，他大声疾呼“变则通”；又说：中国要想自主独立，必须兼采西学，进行变法；必须振兴工商，发展机器生产，用自己机器产品同外国进行“商战”，抵制洋货；必须实行君民共治的君主立宪政治。他说：“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因此，他主张开议院以通下情。

光绪中后期(19世纪80、90年代），以康有为、谭嗣同为代表，开始运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思想，来作为鼓吹变法的理论基础了。康有为利用了国学中某些传统的东西，加入了他所能了解到的西方一切近代科学、历史的知识，宣扬世界的本源是“无”（即“气”、“太一”、“太极＂，都具有物质性），提出天道就是“变”世界万物，“无一不变，无刻不变”，“人由猿猴变出”。又说：“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朽；新则通，旧则滞”，因此，“守旧不可，必当变法”。

康有为这种唯物的、进化论的观点，对于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起了推动作用。他又利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托古宣扬改制。

这些著作，在当时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翁同龢看了《新学伪经考》，在光绪二十年(1894)6月5日的日记中，也不得不惊叹道：“（康有为）真说经家一野狐也！”

19世纪80、90年代，康有为还写过一本试图把社会改造成“大同”境界的《大同书》。全书分十部分：入世界，观众苦；去国界，合大地；去级界，平民族；去种界，同人类；去形界，各独立；去众界，为天民；去产界，均生业；去乱界，治太平；去类界，爱众生；去苦界，至极乐。

书中揭露了中国当时社会中的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投胎之苦、劳苦之苦、贱者（工商业者）之苦、压制之苦、阶级之苦，说：“君之专制其国，鱼肉其臣民，视若虫沙，……政权不许参预，赋税日以繁苛，摧抑民生、凌锄士气“，”无公德，无平心“，因此，必须去苦界，至“极乐”。

他所幻想的极乐世界里，无众苦，大家居住在金碧辉煌的屋里，乘上飞船走路，吃着延年益寿的食物，安乐至极；人人劳动，财产公有，“无有阶级，一切平等＂；懒惰、独尊、堕胎、竞争为四大禁，做工为最崇尚的事业，做工的人也最多，他们做工是用机器和驯兽，一天只做三四小时或一二小时，其余的时间则游乐或读书。

在那大同的社会里，没有家族的统治，人们绝对独立、平等地自由结合，男女自由同居，儿童实行“公有＂、“公养＂、“公教”，老人、残废人实行“公恤”，女人和男人一切平等、婚姻自由、不被囚禁、不被缠足、不被当作奴婢和玩具。

在那个社会里，没有兵、刑之官，没有君王和贵族，没有教皇或教主，政府只是经济、文化事业的管理机关；管理经济、文化的官吏由大家公选，一切大事由大多数人议决……

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似乎比太平天国的小生产的天国理想进了一步，机器大生产，自然有较高的物质基础，而人人劳动、财产公有、政治平等、结合自由等，也进一步表达了人们对于幸福的渴望，对专制的憎恨。

不过，上述一切改良派都主张自上而下地改良，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也必须先经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现。

康有为最初作为一个维新志士登上政治舞台，后来竟变成了一个保皇党的老顽固，前后判若两人，从中可见中国幼弱的资产阶级和根深蒂固的封建阶级联系的密切。

谭嗣同比他要强些。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发表的《仁学》一书，把一直属于伦理学范畴的“仁＂，表述成物质性的、无处不在的实体——“通"，说明万物间皆有联系，均在变化、运动，互相转化，很有点唯物辩证法的味道。他虽然也主张改良，但书中却一定程度地表现了对封建主义的憎恶，对革命的一定程度的要求，成了后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导。

真正称得上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还算严复(1853-1921)。他的基本政治倾向虽然属于改良派，但是，他却通过一系列有选择的翻译，把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政治理论、自然科学等，广泛地介绍进来，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给人们提供了突破封建意识形态的思想武器。

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加上他的取舍、评论、改造，强调了进化是宇宙中的普遍规律，“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这种生物进化、社会进步的思想，激励了许多爱国志士奋斗、“自强”、救亡图存，也唤醒过一些抱残守缺、夜郎自大、愚昧信天或空谈夷夏的人，使得“民气”为之一变。

清朝的进一步腐朽，国难的进一步加深，使一批又一批的爱国志士，迅速地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锋战士。邹容、陈天华、朱执信、章炳麟、孙中山等，便是这些革命者的杰出代表。

朱执信(1885-1920)，广东番禺人，是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人之一。光绪三十二年(1906)一月，他在《民报》第二号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某些内容（如剩余价值学说等）。

比较有影响的革命者是章炳麟(1869-1936)。章炳麟出身于浙江余杭的一个书香门第，幼年受过良好的家学教育，22岁时死了父亲，不久又受业于朴学大师俞樾，打下了精深的学问基础。甲午战后，投身于救亡运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之后，反清斗志更加坚决，割去辫子、穿起西装；不久便与孙中山往来。

他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论点鲜明、论据充足，是革命史上不可多得的文献。他蹲过监狱，但他不屈服，不仅和狱卒对打，绝食七天表示抗议，而且还跟前来探望他的蔡元培谋划、组织了光复会。出狱后，他再次赴日，担任了《民报》的主编。但武昌起义后，他一回国，竟唱起“革命军兴，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的调子来，这也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革命的不彻底性。

清朝衰亡后期向西方寻找真理而真正攀登上高峰的，是孙中山，他根据西方资产阶级的先进的国家学说，提出了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勾画出这个国家富强起来的宏伟蓝图，并以鲜明的革命民主派立场，同改良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因此，孙中山的思想与行动，都达到了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理论与实践的最高峰。他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中最杰出的代表。

本文内容编选自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与“读史”联袂打造的中国读本《经典中国通史》之《清朝史话》。

《经典中国通史》全套共有16本，分别是：《夏商史话》《西周史话》《春秋史话》《战国史话》《秦汉史话（上）》《秦汉史话（下）》《三国史话》《两晋南北朝史话》《隋唐史话（上）》《隋唐史话（下）》《五代史话》《宋朝史话》《元朝史话》《明朝史话》《清前期史话》《晚清史话》。

这套书是由十多位出生于上世纪上半叶的老一辈历史学家，耗时数年，精心编撰而成。从夏商到晚清的历史迁徙，五千年华夏史全景描绘，专业权威，又通俗易懂，老少皆宜，传世经典，值得学习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