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系精读中国史连载326，《清朝史话》连载33，欢迎收看。
光绪皇帝在批准《马关条约》时，曾作硃谕说：“嗣后我君臣上下，惟期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实力研究，亟求兴革，毋生懈怠，毋资虚名，毋忽远图，毋沿积习！……以收自强之效。”
光绪皇帝这些话，无疑来自幼弱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潮的感染。
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就已出现了早期的改良思想。
中法战争之后，这种改良主义思想，便形成了一种思潮。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渐渐发展，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渐渐形成，主张变法自强的人也越来越多。
甲午战争前后，触景伤时、力主变法的人，便形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运动。这种人，在朝廷中以江苏常熟人、户部尚书、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为代表，在朝廷之外，活动最欢的则是康有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祖父做过学博（县学教官），父亲做过知县。11岁时，父亲死了，他就到连州县跟祖父康赞修学习理学。他学得虔诚而用功，开口闭口总是“圣人云”，因此，人们把康有为称作“圣人为”。
不过，在往来乡试的途中，这个“圣人为”却不断地了解世界、攻读译书，思想并不守旧。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在应顺天乡试时，即首次上书主张变法，随后又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宣传变法的主张，还在广州长兴里主办“万木草堂”学馆，培养变法志士。
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京应试时，组织了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主张处分签订《马关条约》的臣僚，拒绝批准这条约，迁都西安，“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3月、7月，德、俄、法等国，以干涉日本还辽“有功”，分别强占了胶州湾、旅大港和广州湾，英国也乘机强占了威海卫和九龙，民情大愤。12月，康有为于是第五次上书，呼吁变法，并指出光绪皇帝亲定大政才是上策。
但是，光绪皇帝面临的，却并非上下都“坚苦一心”、"亟求兴革”。甲午战后，朝廷内的两党（帝党、后党），阵营更加分明，连一般臣工也知道存在着“老母班”和“孩子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老母班，一心投靠俄国。
光绪二十二年(1896)，李鸿章跑到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向俄国出卖了路权、矿权、军港和驻兵权，回国后还吹嘘：“我可以担保二十年以内不发生什么事情。”
帝党分子文廷式等组织了强学会，创办了《中外纪闻》（初名《万国公报》），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便奏称他们是结党营私、贩卖西学，慈禧太后就强迫光绪皇帝下令封闭和查禁，后来更罢了文廷式的官。
现在，光绪皇帝看了康有为的第五封上书，想召见他，后党另一头目奕?便出来阻拦，说：“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官不得召见，皇上有所询问，可命大臣传语。”
光绪二十四年(1898)1月24日下午3点来钟，由李鸿章、翁同龢、荣禄（兵部尚书）等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西花厅，召见康有为。荣禄首先发难，说：“祖宗之法不能变。“
康有为立即驳道：“祖宗之法以治祖宗之地。今祖宗之地不能守，何有于祖宗之法！即如此地为外交署，亦非祖宗之法所固有。因时制宜、诚非得已！”
李鸿章间：“那么，六部可以尽撤、则例可以尽弃吗？”
康有为答：“……就是一时不能全改，也当斟酌情形逐步地改，这样，新政才能推行。”
至于政治、经济措施方面的问题，康有为更是答得头头是道，直谈到天黑以后才结束。
翁同龢再次向光绪皇帝推荐康有为说：“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而康有为，则在被大臣召见后的第五天，又写出了第六次的上书《应诏统筹全局折》，折中再次强调“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而且请皇帝率大臣宣誓变法，设上书所揽才考政，设制度局（下包法律、度支、工商、教育、陆军、海军等十二局）议政实行，还建议改革科举、设立学堂、翻译西书。
不久，又第七次上书，鼓吹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精神。夏天，御史杨深秀等也上书请求“明定国是＂。
慈禧太后则假惺惺地表示：“皇上要办的事情，太后决不阻挡。”于是，光绪皇帝便在6月11日下诏，宣布变法。有名的“百日维新”活动开始了。
16日，光绪皇帝破例召见了康有为，跟他谈了两小时。光绪皇帝说：“你定的条理章则很详备。“
康有为问：“那么皇上为何不厉行呢？”
光绪皇帝看看帘子外面，停了一会儿，感慨道：“我受到种种牵制，不能放手干呵！“
于是，康有为建议：“皇上可以就权力所能做到的先做";"只要用京卿、御史两官分别担任内外各种差事，事情就可以办起来";“下谕旨很重要，请皇上多下谕旨……他们（守旧大臣们）就无从驳议了”……
光绪皇帝听了很高兴，宣布康有为做总理衙门章京行走，专管奏折之事。不久，又召见康的学生梁启超，赐他六品衔，主持办大学堂和译书，还召见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赐给他们四品卿衔，做军机处章京（人们称这四人为“军机四卿＂），批阅奏折、拟写谕稿。
这样，康有为和“军机四卿”，借助光绪皇帝的“上谕”，把变法运动推向了高潮。从6月11日到9月21日，103天里，上谕一共下了110多道。主要内容是：
文化、教育和思想方面，宣布：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秀才考策论，不凭楷法（字的好坏）取士，开设经济特科（考拔科技人才）；设立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各省书院一律改为中学、西学兼授的学堂，并在各地筹办铁路、矿务、农务、医科等专门学堂，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派人出国游学、游历考察；奖励发明创造和科技著作，鼓励办报，禁止官吏阻挡言路。
光绪皇帝本人，每天从早到晚批阅奏章。奏章格式也不讲究，有的甚至写成一张二尺长条，跟普通信札一样。有个举人，在奏章上骂光绪皇帝“变乱祖宗之法，自称开创，置祖宗于何地？”有人看了，主张法办，光绪皇帝则说：“我正在广开言路，如果把他办了，还有人敢上书言事吗？”这可看出光绪皇帝变法的决心不小。
财政、经济方面，宣布：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保护、奖励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各省设立分局），修铁路、开矿产（在北京设立铁路、矿务总局），办邮局、撤驿站（在北京和各通商口岸设立邮政局，各省、府、州县也办邮政，旧有驿站逐渐撤销）。
军事、政治方面，宣布：精练陆、海军，采用新法，八旗满、蒙、汉军，也一律改习洋枪、洋机抬枪，“按照泰西兵制，更定新章，认真操演”，枪弹、炮弹也统一规格，各省还要增加水师学堂招生名额。
改订规章制度，精简机构，裁汰冗员：栽撤皇室家务管理机关詹事府、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掌管内外章奏的通政司等衙门；裁撤督抚同城的鄂、滇、粤三省的巡抚；并要求各督抚“将现有各局所有冗员，一律裁撤尽净，并将候补、分发、捐纳、劳绩等项人员，一律严加甄别、沙汰＂，盐道、水利方面的闲官，也在裁汰之列。
对于那些坐吃山空的旗人，“上谕”说得很巧妙：过去“格于定例，不得在外经商贸易……现……驰宽其禁，俾得各习四民（士农工商）之业，以资生计＂，实际上是叫他们从今而后自食其力。
这一切，不但违背了墨守成法的后党的利益，而且，遭到了一切守旧势力的不满。湖南有个举人叫做曾廉的，马上上书请求处死康、梁；内务府大臣立三，也领着满员到慈禧太后居住的颐和园告状；庆亲王奕劻还和太监李莲英一道，同时跪在慈禧太后脚下请求太后重新“训政”。
至于慈禧太后本人，那就闹得更凶。早在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后的第四天，她就逼着光绪皇帝下了三道朱谕：
撤翁同龢户部尚书之职，说他“揽权狂悖＂（实际上因他在甲午战时拒绝给颐和园修建工程拨款，荐举康有为、主张变法，并知道了她想用阅兵方式废掉光绪皇帝）；
新授二品以上大员，必须到太后那里谢恩（批准）；
任兵部尚书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便亲自抓住京津一带的军权）。
慈禧太后就这样假光绪皇帝之手，首先孤立了他，控制了人权、军权，并与荣禄约好：秋天乘她和光绪皇帝去天津阅兵之机，发动兵变，废掉光绪皇帝。
荣禄到天津抓军权去了，慈禧太后就命四川总督裕禄做礼部左侍郎入军机处，侦察帝党动静，还叫自己的亲信做负责正阳、崇文、宣武等九门警务的步军统领，对宪兵队“健锐营”和颐和园警务官，也派自己的亲信掌握。
9月初，光绪皇帝罢免了阻挡言路的后党分子、礼部尚书怀塔布等六名堂官，慈禧太后便劝在颐和园陪她的怀塔布的妻子暂时忍耐。光绪皇帝把李鸿章撵出出总理衙门后，慈禧太后就叫裕禄在衙门行走。
后党分子得到慈禧太后做靠山，也更放肆攻击帝党和皇帝，他们四处造谣，说光绪皇帝要谋害慈禧太后。于是，慈禧太后也就加紧发动政变了。
14日，荣禄把聂士成率领的武毅军（比较能打）调到天津（以防小站袁世凯的新军有变），又调董福祥的甘军进驻北京郊区的长辛店（以切断小站和京城间的通道，并支持北京城内的卫队）。
光绪皇帝受到威压，给杨锐下密诏说：太后不愿将法尽变，老谬昏庸大臣难以罢免，“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朕位且不能保”，“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筹商，设法营救”。17日，又亲自写了一道密诏叫林旭带出给康有为，叫他“迅速出外，不可延迟”，以便“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
谭、林、康等人捧诏相商，谭想去求一直支持新法的袁世凯，林旭不赞成，并引用东汉末袁绍与何进想召董卓诛宦官，最后董卓竟废汉少帝刘辩而立汉献帝刘协，把持朝政的故事，劝谭不要轻向袁谈。
但大家又想不出更好的主意，18日夜里，谭嗣同只好去找暂住在北京法华寺的袁世凯了。
谭问袁：“皇上是何等样人？”
袁说：“旷代圣主”。
谭于是说：“现在可以救我圣主的，只有你；你愿意救他就救他”，说着摸了一下自己的脖子，继续道：“如果你不欲救皇上，向颐和园告密，杀了我的头，也可以得大官。”
袁世凯当即答道：“你把我袁某看作什么人！皇上是我们共事的圣主，救护的责任是你的，也是我要担当的＂，随后又说：“阅兵时，如果皇上到了我的营里，那么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谈话一直到三更。
第二天，康有为去求英、日公使干预，也未奏效。
第三天，袁世凯被召见，向光绪皇帝说：“新进诸人，固不乏明达勇猛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他把自己打扮成忠臣，又把“泄密”的责任推给别人。而当天傍晚，他却只带一个卫兵，匆匆赶赴天津，向荣禄告密，还胡说帝党叫他率兵冲进颐和园，“在乱兵中结果太后的生命”。
荣禄连夜赶到颐和园报告慈禧，慈禧立命李莲英备了銮舆，亲自率兵回宫政变。
9月21日清晨，光绪第三次得到太监王商报告后，便在外殿石坪上跪迎慈禧。慈禧满面怒容，光绪请安，她听若未闻，由李莲英搀着，直冲光绪的寝殿，问：“子杀父母，该何罪？！”
光绪皇帝本来骨头就软，又深受封建孝道的教育，加之手头更无任何实力，因此，不得不屈从于“亲爸爸”慈禧的淫威。
慈禧遂以光绪的名义下诏宣布皇帝有病，由她“临朝听政”。从此，光绪每晨只是坐在慈禧的右边受朝而不能发言，朝罢即被押往瀛台，成了坐关和尚和不带枷锁的囚犯（他的爱妃珍妃却被囚禁在御花园东北角的小屋里）。
慈禧又同时下令废除新政（只有京师大学堂被保留下来）、捕杀变法分子，至此，“百日维新”宣告失败。
28日下午四时许，“军机四卿”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和康广仁（有为之弟）、杨深秀（政变后还上疏质问为何囚禁皇帝和训政），被杀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史称此六人为“六君子”。
康有为事前逃到天津，搭了英商太古公司“重庆”轮到上海，然后又由英国兵舰护送到香港；梁启超则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化装逃往日本。
事发前，人们也劝谭嗣同逃跑，这个湖南浏阳的革新派战将却说：“各国变法都是流了血才成功的，中国还没有人为变法流过血，所以不成功，现在让我开个头吧！”
还有个叫王正谊的大侠（民间传说中的大刀王五），愿意做保镖跟他同逃，他也拒绝了。
被捕后，谭嗣同毫不屈服，挥笔题诗牢壁道：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其他五君子，临刑也表现得很慷慨。
然而，参与变法、行法的“帝党分子”，彻底被击败了，翁同龢在家乡被管制，积极推行新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簸箴以及其他40多人，也通通被革职。
而荣禄则升任“军机大臣上行走＂，裕禄也当了直隶总督，袁世凯更是从直隶按察使升为护理直隶总督。李鸿章也被重新起用为商务大臣、两广总督，他在广东，把梁启超的90岁的祖母逼死在狱中，又挖了梁家的祖坟。那个梳头房的太监李莲英，政变后更是“青云得步树”，死的时候，庆典如同元勋，存有的现银竟达三百余万两！
“百日维新”的失败，说明仅仅依靠一个软弱的封建皇帝自上而下地发布诏书，甚至想用袁世凯这个军阀来为新政卖命，想以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来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实际上只不过是与虎谋皮，纯属幻想，在顽固的封建势力的镇压下必然要遭到失败。
在后党投降卖国路线的统治下，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于广大人民的压迫、剥削，更加沉重而残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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