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经称赞忽必烈：“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在元朝短暂的历史中，忽必烈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皇帝。
忽必烈在少年时期就受到祖父成吉思汗的格外器重，预言他将会使大蒙古国更加强大。果不其然，忽必烈凭着他过人的能力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元朝。就是这样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到了晚年也是不可避免地也受到肥胖和病痛的折磨。
至元十六年是忽必烈统治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以前，他在事业中很少经历失败，在他统治的前二十年中，所有的事务似乎都在平稳地发展。可是，这一年后，国事的烦扰、爱妻、最钟意太子真金接连去世击垮了忽必烈，还有蒙古贵族暴饮暴食、爱好肉食、酗酒如命的生活习惯也在加速恶化忽必烈的健康。
随着南宋合并到元帝国，许多汉族学者不满蒙古统治，拒绝与蒙古人合作。比如文天祥，忽必烈想尽一切方法都无法使他效命蒙古，最终杀身成仁。同时，忽必烈早年建立的对他最忠诚的汉人幕僚中坚人物比如许衡、姚枢和王鹗等都在这个阶段去世。他们的去世使得非汉人幕僚有更多的机会影响忽必烈，忽必烈本人的体弱多病与这些麻烦混合在一起。
这时，忽必烈已经年近七十岁，开始受到健康问题的折磨。痛风使他苦恼，令他难以行走。而且，他的个人生活也遭遇了一连串的挫折和不幸。
至元十八年，忽必烈最钟情的妻子察必去世，使忽必烈陷入孤独和痛苦之中。察必容貌漂亮，忽必烈未继位之前，她便侍奉忽必烈，在元世祖众多妻妾中最受宠爱，并为元世祖生下长子真金。不管在生活中还是政治上，察必都对忽必烈影响巨大。蒙古帽本无前檐，忽必烈常感到阳光耀眼，并将此事告诉察必，察必加上前檐，忽必烈大喜，以后就成为蒙古帽的定式。后又为忽必烈制衣一件，没有衣襟，没有领袖，后长前短，有两根带子，名曰“比甲”，便于骑马射箭，当时人皆仿效之，成为时装。
在争夺蒙古大汗时，她总是把最新信息传达给在南宋作战的忽必烈，又派人去见忽必烈让其北归，才有了忽必烈的大汗之位。至元十年察必被册封为皇后，元代册封皇后的礼仪，自此开始。
她的贤惠犹如朱元璋的马皇后，她总是巧妙劝谏忽必烈的错误决定，又勤俭节约，亲率宫女进行纺织，将旧弓弦的丝织成绸缎以做衣服;宣徽院的羊皮置之无用，她取来缝为地毯。
所以在元朝建立之初，察必就是忽必烈的左右手。察必所生的儿子真金早已被立为皇太子。察必还是忽必烈妻子当中唯一在太庙中立有牌位的女人。
察必无疑是忽必烈最疼爱的妻子，她的去世令忽必烈心碎。在忽必烈所有妻子中，只有她的画像留存了下来，这幅画像是由汉人和蒙古画家联合绘制的。这无疑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忽必烈晚年在决策方面会反复无常，那是因为他对察必的去世感到深深的悲伤。同样使他感到悲哀的还有他最喜爱的儿子真金的去世。
元世祖忽必烈共有十二子，长子朵而只早卒，因此一般以真金为长子。真金出生时，忽必烈请高僧海云为其摩顶命名，海云以世间万物真金最贵，故取汉名真金。忽必烈对真金倾尽所能去培养，他的老师都是学富五车的大儒，真金受汉文化影响非常深。于至元十年二月立真金为皇太子。
后来，随着一帮汉族大臣的相继去世，忽必烈对汉法的兴趣日益减少，转而重用回回人阿合马理财，汉臣地位降低，无力抗衡，因此把希望寄托在真金身上，他们串通了道士李居寿，在奉旨斋蘸之后李居寿对忽必烈说：“皇太子春秋鼎盛，宜预国政。
同时董文忠也从旁劝谏让太子理政，忽必烈自然顺从其说，从此真金开始参决朝政，凡是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百司之事，都先上报真金后再奏闻忽必烈。真金上台后作为汉法派的领袖，与阿合马为首的理财派形成尖锐对立。
后来两派矛盾愈演愈烈，忽必烈父子政见也愈来愈不同。至元二十二年春，有一名南台御史上疏请年事已高的忽必烈禅位于皇太子，并请南必皇后(察必去世后的继任)勿再干政。
这事被理财派利用大做文章，惹恼了忽必烈，要彻查此事，真金竟因此而忧惧成疾，于同年十二月十日病死，享年四十三岁。他的命运很像明朝太子朱标。
真金是忽必烈亲自选定的继承人，他曾精心培养他，以便将来承担大汗和中国皇帝的重任。然而他英年早逝，使忽必烈心灰意冷，更打乱了忽必烈的继承人计划，使整个朝廷充满阴郁的气氛。
真金死后，忽必烈于次年正月初一停止朝贺，为其上谥号为“明孝”。真金死后，真金的儿子铁穆耳被选定为忽必烈的继承人。个人的不幸加上国内外决策的失败，使忽必烈感到沉重的压力，也使他越来越转向穷奢极欲，寻求安慰和满足，而这更加剧了他的健康恶化。
宫廷宴变得越来越奢华，宴会菜肴主要以肉食为主。为了使忽必烈感到舒心，日常饭食也是精心制作且相当奢侈。煮羊肉和烤全羊是两道必上的菜，再加上其他肥腻食物作为肉食的补充。
蒙古人从不在乎暴饮暴食，特别在正式场合更是这样。暴饮暴食成了一种习惯。蒙古可汗历来都酗酒，而此时忽必烈也养成了这种恶习。他暴饮忽迷思和葡萄酒，使他更无法解决面对的政治危机。
这样的饮食不肥胖才怪呢，而肥胖导致他的身体更加虚弱。在他最后十年的生活中，他一直被肥胖和由此带来的其他疾病所困扰。至元十七年，刘贯道为他画的像已经显露出他的肥胖体态。
他胖得不成样子，并开始遭受痛风和其他疾病的折磨。他的酗酒习惯更加重了他的疾病。
马可·波罗是曾亲眼目睹蒙古宫廷无节制宴饮场面的人之一。忽必烈和其他许多蒙古人一样，无法改变他的酗酒习惯，特别是当他被悲痛和衰老控制的时候，更是如此。
忽必烈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治疗他的病症，从东南亚的药物和医生到高丽巫师，什么都用过了，但是都没有解决问题，而他暴饮暴食的习惯依然如故。
衰老、倦怠、失望和酗酒无度终于敲响了他的丧钟。晚年的忽必烈极为沮丧消沉，他甚至拒绝接见那些按惯例来向大汗拜年的人们。至元三十年，忽必烈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二月十八日，他死在皇宫中的紫檀殿，时年八十岁。亲王和高官纷纷来到元廷表示哀悼，向忽必烈的孙子和继承人铁穆耳问安。即使刚强勇武，忽必烈依然与平常人一样，逃不过感情打击，感情上遭遇让他对朝政也渐渐失去兴趣，转而寻求感官之乐，放纵麻痹自己。
虽然忽必烈的晚年穷奢极欲，但是疼痛也始终折磨着他，总体来说，历史对他的评价是褒大过贬，是一位较为英明睿智的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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