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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到北宋的政治变迁

作者:未知点击量:0  来源:历史知识网

后人论及北宋一朝,对其机构臃肿、官吏繁冗的现象颇多微词,认为这是造成北宋国是不振的重要原因。这一现象的产生虽然与宋廷的职掌设计有关,但若细究其因,宋初的“臣僚分权”体制是汲取了“五代十国”的经验教训,它有其合理的因素和值得肯定之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分权体制确实发挥了抑制权力恶性膨胀、恢复社会秩序的积极作用。至于北宋最终亡于异族,实际是由于徽宗朝的腐败,以及赵佶本人破坏了宋初以来的分权体制的约束所致。

“五代十国”的乱象

宋之前的“五代十国”是继春秋战国、三国以及南北朝之后,中国的再一次大分裂时期,其时间跨度从后梁的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得七年(960年),共计五十四年。这期间政权内部乱、分裂多、政变多、兵变多,无休无止的杀伐、背叛和阴谋,可谓是“五代十国”的一大特色。朱温取唐而代之,建立梁政权(史称后梁)后,与其劲敌晋王李克用的战争并没有停止,而他本人在国柄未稳之时却淫乱无度,诸子媳妇及大臣女眷,都是他发泄淫欲的对象,皇位继承权的许诺也成为他淫子妻女的交换筹码。俗话说“多行不义必自毙”,乾化二年(912年),朱温被他立嗣无望的儿子郢王朱友珪杀害,由此后梁内乱。李存勖乘乱取便,于龙德三年(923年)灭后梁而建唐(史称后唐),但不久这位风流倜傥的乱世英主便开始放纵,用宦官、宠伶人、无视太子杀名臣,弄得满朝文武人人自危,最终招来杀身之祸,被其父李克用的义子李嗣源所杀,李嗣源即位是为唐明宗,明宗到是一位爱惜民力、很有作为的君主,可是由于他得位不正,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在蜀地割据一方,自立为王(史称后蜀)。明宗晚年,他的次子李从荣乘父病危发动兵变,虽然被镇丶压,但由此开了皇室争位的先例。明宗死后李从厚即位(唐愍帝),明宗的养子李从珂发动政变将其赶下台,自登大统(唐废帝),接着他为了削夺石敬瑭的权力,又与其发生了冲突,而石敬瑭为了能够“黄袍加身”,消灭李从珂,居然认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为父,并将燕云十六州拱手让于契丹(938年,契丹改国号为辽),自此北方险要之地落入契丹人之手,以至遗患后世。石敬瑭耶律德光的帮助下,最终灭后唐,于长兴七年(936年)建立了晋政权(史称后晋),圆了他的“儿皇帝”的梦,怎奈如此皇帝处处受制于人,石敬瑭不久便抑郁而终。其子石重贵(晋出帝)无法忍受契丹人的侮辱,于是晋辽关系恶化,耶律德光兴师问罪,发兵攻晋。战争的头两年,晋军多次大胜,辽军极其被动,后来晋军大将杜重威想依靠辽国的支持,实现称帝的野心,率所部投降,辽军由此反败为胜,石重贵终为耶律德光所俘,后晋灭亡。辽军进入中原后,任意掠夺和杀戮的行为,激起了民众和各路军队的反抗,耶律德光自感无力驾御中原,遂引兵北归。接着,晋太原将领刘知远于开运四年(947年)登位称帝,并进军开封建立了汉政权(史称后汉)。刘知远于登基后的第二年去世,其子刘承佑(汉隐帝)即位不久,便以议事为名诱杀了杨邠、史鸿肇、王章等朝廷元老重臣,并诛杀了郭威在京的所有家属,刘承佑的妄为,终于激反戍守邺都的郭威,于是,郭威起兵反汉杀回开封,于乾佑三年(950年)登上皇位,建国号大周(史称后周)。后周建立伊始便显示了与前朝不同的清明气象,周太祖郭威虽起于寒微,但却表现出老练成熟的政丶治家素养,为了改变长久以来军人乱政的现象,他大力起用有识之士,以求壮大国力,对治下的百姓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修养”的政策,在对待朝中大臣的态度上,也不失为一个宽容敦厚的君主。其子周世宗柴荣(即郭荣)更是雄心不已,即位之初便立下宏愿,欲图奋先君之余烈,振长鞭而御海内,怎奈天不假年,中道崩殂,而他视为股肱的宰相王朴又先他而去。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国无长君,朝无重臣的情况下,发动“陈桥兵变”,取周而代之宋。

政治制度的建设

宋朝在宫城内设置中书门下,作为中枢部门的首脑官署和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事的最高权力机构,或称政事堂。中书门下的长官在北宋前期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分散宰相的事权,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宋神宗赵顼元丰官制改革,撤销中书门下,将其职权分归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以尚书左、右仆射各兼门下、中书侍郎为正宰相,再设门下、中书侍郎各一人,尚书左、右丞各一人为副宰相。宋徽宗赵佶时,蔡京为相,自称太师,总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事,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作为宰相。南宋时,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复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宋哲宗元□时,设平章军国重事或同平章军国事,以处“老臣硕德”,位居宰相之上,每数日一朝,非朝日不到都堂。宋宁宗时,韩□胄任“平章军国事”,每三日一朝,宰相不再掌印。南宋末年,贾似道专权,任“平章军国重事”,左、右丞相实际上屈居于类似副宰相的地位。宋朝设置枢密院,作为主管全国军政的最高机构。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大权,称为东、西“二府”。其长官称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称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等。

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北宋前期称“三司”,即盐铁、度支、户部三部。其长官称三司使,号称“计相”。宋神宗改革官制,撤销三司,将三司的大部分职权归户部和工部。南宋增设总领所,负责供应数路或一路各军钱粮,并参预军政。其长官称“总领某路财赋军马钱粮”,简称总领。

北宋前期,宰相主管民政,枢密使主管军政,三司使主管财政。宋神宗官制改革后,宰相实际兼管财政。南宋时,宰相又兼任枢密使,兼管军政。这样,宰相再次握有民政、财政和军政的大权。

宋初的最高司法机构是大理寺和刑部。宋太宗时,设置有“审刑院”,其长官称知审刑院事,官属有详议官。各地奏案先经大理寺裁决,报告审刑院复查,写出奏稿,上呈中书。中书申奏皇帝论决,宋神宗改革官制,审刑院并入刑部。

三省六部,即门下省、中书省和尚书省以及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北宋前期,三省的名誉长官“门下侍中”、“中书令”和“尚书令”,也极少委任过,而另外各委派一名官员判本省事。尚书省所辖六部,也各另派官员一人至二人判本部事,本官不管本职,而且新设一些机构分割了各部的大部分职权。如审官院代行吏部考校京朝官的职权,太常礼院和礼仪院代行礼部的礼仪之权,三司代行户、工部的大部分职权,审刑院代行刑部复审大理寺所定案牍之事等。直到宋神宗改革官制,以三省代替中书门下,六部各设尚书和侍郎,主管本部事务,三省六部才行使相应的职权。

宋朝的地方政府机构实行州(府、军、监)、县二级制(见府、州、军、监)。宋初沿袭唐制,将全国划分为十多道。宋太宗时改道为路,路作为朝廷派出机构的辖区,在州、县之上(见两宋路制)。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分为二十三路。北宋前期,各路皆置转运使和提点刑狱,有些路常置安抚使,各设官衙办事。安抚使司俗称“帅司”,由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主管一路的军政,也兼管民政、司法和财政等。转运使司俗称“漕司”,主管所领州县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兼管司法和民政等。提点刑狱司俗称“宪司”,主管一路的司法,兼管财政等。宋神宗时,增设提举常平司,俗称“仓司”,主管本路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事,南宋时与提举茶盐司合并,增管茶盐。此外,又设提举坑冶、茶马、市舶等司,漕、仓、宪等司总称监司。监司号称“外台”,具有监察职能,权任颇重。

人心的教化

北宋的重建不仅仅表现在政治制度上的完善,为了使天下人归心于新生的政权,宋朝的统治者可谓煞费苦心。

首先,在全社会大力提倡道德伦理,力求改变自五代以来已被逐渐淡化的道德观念。在宋人看来,唐是一个没有纲纪、不讲道德的朝代,唐朝的动乱与唐人“无君之心”相关。《邵氏见闻录》中记载的一件事情,很能反应宋朝统治者的这种心理:“自唐以来,大臣见君,则列坐殿上,然后议所进呈之事,盖坐而论道之意。艺(太)祖即位之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由此可见,宋太祖希望以此立君臣之纲纪。在宋统治者的倡导下,“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了。

其次,为了防止宗亲乱政的现象在本朝重演,宋廷特别强调“以孝治天下”。除了立祖宗家法,在宗室子弟读书的地方“张《孝经》图,出入观览”外,还先后颁行了《宗室座右铭》、《宗室善恶宝戒》、《宗室六箴》等政策性文书,以在制度上对宗亲加以防范。此外,宋廷还采取“赋以重禄,别无职业”、“宗王襁褓即裂土而爵之。然名存实亡……”的方法,使宗亲“养以丰禄高爵,而不使招权擅事。”宋廷采取这些措施的作用是显著的,哲宗朝的宰相

吕大防就曾说过:“自三代以后,惟本朝百三十年中外无事,盖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

第三,在大臣中倡导“忠义之气”。开国伊始,宋太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并制定了一条“誓不斩大臣、言官”的基本国策。太祖在防范宗亲的同时,却将分权体制下的文臣视为赵宋王朝的依托,太祖就曾对群臣说过:“天下朕与卿等共治之”。而宋朝的大臣也常以天下为己任,如,赵普为相时,“刚毅果断,未有其比”,他几次上书要求起用某官,却始终被太祖驳回,甚至将其奏章撕毁,负气道:“朕坚决不予升,你能如何”,赵普的回答也很坚决:“刑赏是天下共有的,不是陛下一个人的刑赏,岂能一人专有”,最后太祖只得应允;范仲淹曾因为请求太后归政以及针砭时弊而“三黜三光”,但他却因此而名动天下,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更是其真实人格的写照;唐介在谏疏仁宗,阻止他任用外戚时声称:“臣忠义愤激,虽鼎镬不避,敢辞贬窜。”这样例子在宋朝很多,据《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中记载,绍兴年间,国势艰难之日而高宗的苟安政策,使群情激奋,有朝臣甚至宣称:“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天下也!”这恐怕是与现代的天下观最为接近的早期言论了。

正是因为国家有制度,朝中有敢言之臣,再加之道德舆论的压力,才使得皇亲国戚有所顾忌和约束,如,刘太后在方仲弓“请依武后故事,立刘氏庙”时,迫于舆情不得不道:“吾不作此负祖宗之事”等,这些都是“制止得其道”、有制度可依的使然,而绝非一二忠臣的人力所能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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