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雅典最后的暴君

雅典罗马广场/马克-福尔特，FineArtAmerica

经济危机、贫困化和精英冲突导致雅典由个人统治者管理，这就是雅典最后的暴君。作者：博尔哈-安特拉-贝纳德斯博士古典学教授巴塞罗那自治大学

导言

公元前一世纪的前几十年无疑是古雅典历史上冲突最多、最引人注目的时期之一。因此，从对罗马的忠诚所带来的极度繁荣到 87/6 年苏拉对雅典的围攻和洗劫，雅典经历了伯里克利时代的 “黄金时代 ”和布塔代的莱库尔古斯时代的 “白银时代 ”之后的 “青铜时代”。公元前 147 年科林斯被毁后，他在罗马人的保护下崛起，其原因众所周知。相比之下，雅典衰落的原因则充满了未解之谜。在分析公元前 I 世纪初雅典的衰落时，还必须考虑到一些人物在导致雅典遭受苏拉的愤怒并几乎毁灭的事件中应承担的责任。经济危机、贫困化和精英冲突导致雅典被个别统治者--雅典最后的僭主--管理[1]。

僭主梅代欧斯、私生子阿提尼翁、伊壁鸠鲁派哲学家阿里斯蒂翁都曾经成为雅典城统治者，他们哪一个算是雅典最后的暴君呢？

法律僭主梅代欧斯

古典雅典同名大君多里安人/维基共享资源

比雷埃夫斯的梅代奥斯之子梅代奥斯三世[2]可能是古代雅典历史上最神秘、最具争议的人物。作为雅典贵族、雅典主要家族之一的后裔，梅代奥斯三世在历代雅典公民中独树一帜，因为他是唯一一个一生中四次（101/100、91/90、90/89、89/88）[3] 连续三次担任大祭司职位的雅典人。事实上，他是我们所知道的雅典人中唯一一个如此频繁地担任主要大祭司职务的人，也没有任何其他大祭司连续三次担任这一职务的记录。毫无疑问，他的政治活动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他的执政所产生的后果使梅代欧斯成为他那个时代的领军人物。

首先，我们必须将梅代奥斯视为雅典传统贵族中的杰出成员。梅代奥斯是布塔德亚的利库格斯的后裔，[4] 他的家族掌管着雅典一些重要的世袭神职。公元前 100 年，他必须处理阿提卡奴隶起义等问题。[6] 我们的资料对此知之甚少，[7] 但很明显，起义的奴隶人数非常多（μυρíοι），起义至少持续到公元前 97 年。[8] 起义期间，奴隶们毁坏了雅典农村，对雅典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梅代奥斯可能在镇压奴隶起义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在 90 年代的十年间，梅代欧斯还出人意料地连续担任公职，[10] 如德洛斯公共银行行长[11]（100/99）、στρατεγὸς ἐπὶ τὰ ὅπλα雅典（99/98）[12]，以及雅典和德洛斯的其他职务。 [13] 梅代奥斯与德洛斯事务的联系无疑表明了他作为德洛斯商业和经济活动中的杰出人物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事实，但更不寻常的是梅代奥斯作为大祭司统治的连续性，自 88 年以来他连续担任了三个大祭司职位。然而，在 88/7 年，梅代奥斯不再是大祭司，实际上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他的缺席导致了同名大祭司职位的空缺，就书信体的大祭司名单记录而言，这一年没有大祭司（ἀναρχία）[15]。

正如特雷西所强调的那样，101/0 年的奴隶起义不仅造成了具体的、暂时的贫困，这是因为奴隶们在危机期间进行了掠夺（可能一直持续到 98/7 年），而且还造成了与大多数雅典人有关的长期债务[16]。在 88/7 年的一篇批评性演讲中，雅典的雅典尼翁谈到了债务问题，并解释了米特里达提斯取消债务的承诺，[17]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在 88/7 年雅典尼翁到达雅典时，90 年代初经济危机的后果仍然影响着更多的雅典家庭。[18] 在这个意义上，麦肯德里克提出，梅代奥斯及其圈子的权力来自于他们作为大部分贫困雅典人的债权人的经济能力。

阿提尼翁在他的演讲中也让罗马元老院对这种情况负责。我们对此没有太多的线索。[20]罗马元老院很可能希望梅代欧斯及其亲罗马的圈子继续掌权，他们代表着控制德利安商业的传统贵族集团，是罗马的盟友。

梅代奥斯是暴君吗？古代文献实际上并不认为他是暴君。然而，梅代奥斯对雅典的持续统治，尽管是通过一个合法的地方行政机构（如同名的大君）实现的，但似乎非常可疑。

首先，我们可以将他视为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描述的那种暴君，其结果是被推选担任高级职务的地方行政官滥用职权，进行个人统治。但从其他方面来看，梅代奥斯也可以被视为暴君。当阿提尼昂批评之前的政府（即梅德奥斯的政府）时，他提到了雅典宗教中的一种不幸情况。阿提尼翁说，一些神庙被关闭了。我们可以从中解释的是，也许雅典尼翁认为雅典在他到来时处于一种 loimos（希腊宗教中腐败的概念）的境地。正如帕克（R. Parker）在很久以前所指出的，在希腊人的思想中，内乱通常与 “腐败”（loimos）联系在一起。[23]因此，梅代欧斯多次担任大主教的同时，神职周期中的部落继承也出现了中断。[24]梅代欧斯曾一度是同名的大主教和波塞冬-埃雷赫特斯的祭司，他的死亡可能对雅典作为一个国家的自然宗教实践产生了影响。一个不称职的统治者，甚至是一个非法的统治者，都会给社会带来宗教腐败，[25] 梅代奥斯可以被视为这种腐败的罪魁祸首，并因此成为暴君。

民粹主义者雅典尼昂

Deipnosophistes 属于受希腊宴会启发的文学传统。由艺术家 “尼西亚斯”/“尼基阿斯 ”装饰的宴会上的人在演奏科塔博斯琴（Kottabos），音乐家在演奏奥洛斯琴（Aulos）/西班牙国家考古博物馆，维基共享资源

在三次非法担任大祭司之后，梅代奥斯似乎就销声匿迹了。关于他的一切都不为人知。可能是因为他的缺席，雅典出现了权力真空。在海洋季节结束时，我们听说阿提尼翁来到了雅典城，他是一个奇特而难以了解的历史人物。

与雅典的雅典尼翁或者阿提尼翁有关的资料很难管理。关于这一时期古雅典的大多数古代作家都提到过一个叫阿里斯蒂翁（Aristion）的人，在瑙克拉提斯的雅典奈乌斯（Athenaeus of Naucratis）在他的《哲学家》（Deipnosophists）中记录的一个非常复杂的参考文献（Frag.253 Edelstein-Kidd）中，他只提到了波西多尼斯（Posidonious）。根据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ous）的说法，阿提尼翁是一个非法登记为公民的私生子，[27] 在雅典奈乌斯看来，阿提尼翁是智者和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后腐化堕落的最好例证。

在演讲中，他总结了他抵达雅典时雅典的状况：“没有同名的大主教，罗马元老院对其负责”，以及体制的恶化（封闭的体育馆、没有集会的剧院、没有发言权的法庭）。由于他的言论，雅典人选举他为霍普莱特将军-重步兵将军（στρατηγὸς ἐπὶ τὰ ὅπλα）[29]。

凭借这一新的权力，雅典尼翁在城门口设置了哨兵，并派遣步兵在全国巡逻，下令追捕非法逃出城的公民以及在城内与流亡者密谋反对其统治的人，并真正下令雅典实行宵禁。雅典尼翁还剥夺了一些雅典富人的财产，甚至还有人被判处死刑。据波西多尼乌斯说，他经常组织雅典议会会议。这就是雅典尼翁成为暴君的过程。最后，雅典的粮食短缺迫使雅典尼翁首先配给小麦和大麦。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没收了公民和陌生人的财产后，阿提尼翁命令他的政治同僚、提俄斯的阿佩利孔（他本人也是一个巡游者）去夺取德洛斯阿波罗神庙的宝藏。尽管如此，这次任务还是失败了，[30] 我们再也没有听到阿提尼翁甚至阿佩利孔的消息。

根据上述记载，古代作者认为阿提尼翁实际上是一个暴君，这一点不足为奇。首先，根据波西多尼斯（Posidonious）的说法，他的行为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提尼翁是在暴民的支持下掌权的。他还反对那些富有、“头脑清醒 ”的雅典公民对他的统治，没收他们的财产似乎就说明了这一点。

此外，他的民粹主义态度也再次体现在频繁召开集会的想法上，在集会上，人民而非贵族可以支持他的政策。除了民众的支持外，阿提尼翁还拥有某种军事支持，我们可以从他提到的巡逻队、重装步兵-霍普利特人，甚至是一群猫头鹰守夜人（κατάφρακτικοι）中推断出这一点。 [32]但毕竟，古代人可以将阿提尼昂视为暴君，因为他是作为国王的下属、哲学家和哲学家进行统治的，[33]因此，按照希腊化的最佳传统，他是一个真正的暴君，掌管着一座城市，服从米特里达提斯六世-欧帕托这样一个王朝的王室决定。

然而，这种关于阿提尼昂的哲学-罗马观点与我们通过对所能收集到的信息进行准确而详细的分析，从而重建雅典在阿提尼昂统治下的更好的、更具历史意义的情况所观察到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如果我们将从雅典奈乌斯那里了解到的阿提尼昂的活动与霍普莱特将军的权力进行对比，我们肯定会发现两者的相似之处。雅典奈乌斯说，雅典尼翁是在剧场被选为霍普莱特将军的，而我们知道这里是雅典人选举霍普莱特将军的地方之一。35] 从公元前三世纪开始，这个职位的权力越来越大，而且由雅典的主要政治人物担任。 [36] 菲罗斯克拉图斯（Philostratus）记载，大主教和霍普莱特将军都是雅典政治的主要官职。[37] 在公元前 1 世纪以后，霍普莱特将军负责边境防务和在服兵役期间指挥ephebes，甚至控制城市的公共秩序和安全部队。他的职责还可能包括管理玉米供应、监督市场和航运，以及雅典和比雷埃夫斯的其他公民活动[38]。

约公元前 390-380 年，位于利西亚桑托斯（Xanthos）的尼瑞德纪念碑上的希腊斗牛士战斗浮雕。陈列于伦敦大英博物馆。/ AHE，知识共享

如果我们将霍普莱特将军统治时期的活动与我们所了解的阿提尼翁统治时期的活动进行对比，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并无主要区别。使用巡逻队（可能是 ephebes）[39]、霍普利特人或军队是霍普利特将军的部分职责。此外，与控制物资有关的是，在粮食短缺的情况下，霍普莱特将军有权控制甚至配给粮食，因为他控制着市场和玉米供应的管理，所以雅典尼翁在管理雅典人的小麦和大麦时是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行事。最后，我们可以认为，只要德洛斯在雅典人的控制之下，玉米储备和德洛斯市场[40] 可能也是由雅典的霍普莱将军管理的，因此，尽管不寻常，但阿提尼翁为解决短缺问题所采取的行动并不违法，包括对德洛斯的使命。

据我们所知，在梅代奥斯消失之前，雅典统治者一直试图对罗马人和意大利人，特别是对与德洛斯岛贸易利益有关的谈判代表和商人，采取谨慎的通融政策。阿提尼翁的统治得到了这些贫穷的雅典公民的支持。

波西多尼强调，阿提尼昂的统治经常要求召开议会会议。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必须记住，也许阿提尼昂的政治计划实际上是在他短暂的统治期间开始的。事实上，雅典的一篇碑文（Agora I 2351）记载了修改雅典宪法的尝试，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具有强烈的民主色彩，明显受到 Peripatetical 政治理论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首先是一门实践科学，不仅针对哲学家，尤其是针对从事政治活动的人。[44] 因此，阿提尼翁完全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活动观，他是基于亚里士多德范畴的政治项目的负责人，[45] 正如阿戈拉一世 2351 年碑文中所强调的激进民主。 [46]事实上，这个政治项目只是一个大计划的第一步，在这个大计划中，以雅典尼翁为首的 Peripathetics 派肯定会：[47]“民主”、[48]、[49]、[50]、[51]、[52]、[53]、[54]、[55]、[56]、[57]。

然后，根据 Peripatetical 理论，阿提尼昂或者雅典尼翁政治计划的最终目标似乎是制定一部新的民主宪法，让雅典人民成为雅典政府的积极推动者。 [46]事实上，这个政治计划只是一个大计划中的第一步，在这个大计划中，以雅典尼翁为首的彼岸派（Peripathetics），在米特里达的支持下，还期望解决雅典当时面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以恢复古典雅典的伟大光荣地位。

雅典尼翁试图恢复雅典的民主和繁荣，但他遇到的主要问题可能是雅典传统贵族中的富裕阶层和与德利安市场有关的商人的反对，他们在 90 年代是雅典大部分人口的债权人。然而，他的统治得到了人民的支持，这使他在希腊和罗马的贵族观众眼中成为了一个煽动家。他的民主活动实际上并不有利于罗马人对他的判断，因为罗马人的政治思想对民主的理解是谨慎预防。用 J. L. Ferrary 的话来说，希腊的民主 “并不是在思想斗争中必须加以克服的对手，而是其所带来的不和谐会使人们感到不安，而保持其威信则更有利于人们的思想向更接近于世界新领袖的政治秩序的方向发展”。 [47]因此，罗马人和哲学罗马人认为阿提尼翁是一个煽动者，最终是一个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被视为统治者，而是密特拉底的代理人，尽管我们已经证明阿提尼翁有自己的政治目标。

然后，由于不可避免地与密特里达斯联系在一起，阿提尼昂必须符合一些主题陈词滥调和偏见（陌生人、非法公民、伪哲学家、专制者或暴君）。从这个意义上说，阿提尼翁非常符合希腊暴君的传统，即作为穷人的捍卫者，反对贵族和富人，推行分配土地和取消债务的民粹主义（和大众化）政策[48]，以及不虔诚的恶行[49]，洗劫德里安阿波罗神庙的计划似乎就表明了这一点。

因此，雅典尼翁实际上出现在一个我们可以称之为 “典型 ”的僭主时代，即公元前 Ist 世纪初的雅典，其特点是社会不稳定（这是自古风时代以来出现僭主的一个常见问题）、[50] 人民统治者反对贵族统治、[51] 淘汰最优秀的公民。 [52] 总之，他可以被描绘成一个传统的 “煽动者”，一个为了面对最富有的公民而获得民主派支持的新人，并从那时起，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试图获得最好的公民。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除了雅典人民，雅典尼翁还有其他类型的支持者。例如，我们知道阿佩利孔，他是哲学和政府方面的研究员，也是一个富商。此外，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ous）说，当雅典尼翁来到雅典时，他住在同为商人的狄斯（Dies）家里。[54] 因此，面对梅代奥斯和雅典尼翁，我们发现前者是传统的、亲罗马的雅典贵族的显赫首领，与德利安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后者则得到了一个新贵族的支持，这个新贵族不是传统的，可能是亲密斯里达提斯的，而且肯定与德洛斯的商业有关。这是我们必须仔细考虑的一点，因为这可能表明两个精英集团之间存在某种斗争，他们试图获得雅典政府的控制权，这也意味着获得管理富裕的德洛斯的权力。

真正的暴君阿里斯提翁

阿里斯提翁的斯特拉/照片：Filos96，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维基共享资源

阿佩利孔夺取德洛斯宝藏的海上行动失败后，我们对他和他的同事阿瑞斯提翁就一无所知了。然而，德洛斯和雅典作为庞提亚人进攻罗马的战略港口的重要意义，促使米特里达提斯派遣他的指挥官阿卡拉乌斯率领一支海军部队围攻并夺回对德洛斯的控制权，进而夺回对雅典的控制权。为此，阿卡拉乌斯让雅典人、伊壁鸠鲁派哲学家阿里斯蒂翁[57] 在 2000 名米特里达提斯士兵的帮助下负责攻城。在他们的帮助下，阿里斯蒂翁杀死了亲罗马的雅典人，自立为该城的僭主，并使雅典在与罗马的战争中最终站在了庞蒂亚人一边。

从这些事实来看，雅典的阿里斯提翁完全符合希腊人对暴君的整体认识。首先，他不是通过法律或选举，而是通过武力成为统治者，这要归功于阿卡拉乌斯命令下的密特拉军队。59]第三，他是一个不虔诚的统治者，犯了渎神罪，因为他拒绝点亮雅典伊瑞克提翁（Erechtheion）的圣灯。 [60]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雅典的统治使这座城市遭到苏拉的围攻，[61] 被罗马人洗劫，[62] 丧失了自治权，甚至几乎毁灭。 [63] 这样一来，阿里斯提翁就成了一个被愤怒驱使的失控人物，他杀人如麻，在苏拉围城造成的物资短缺期间大摆宴席，[64] 甚至在雅典卫城避难，就像公元前 632 年雅典第一位僭主申请人塞隆所做的那样。 [65]

因此，他被描绘成一个暴躁的统治者，他是一个令人信服的暴君，甚至比暴君更坏，因为他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统治者，他的政府受制于一个更大的权力，那就是雇佣他管理城市事务的国王的权力。因此，我们可以将在某些方面与雅典尼翁相似的阿里斯提翁视为典型的希腊式暴君：哲学家、国王的腓力二世、在人民的支持下违背城市贵族的意愿强行统治自由城市的不虔诚统治者。当然，这些因素为罗马反对僭主的行动提供了理由，这不仅是恢复雅典和希腊统治的一种方式，也是希腊人反对国王的自由的保证。当然，如果我们考虑到罗马人对君主制、个人权力，当然还有民众政府的传统敌意，那么自由、国王和暴君的意识形态鸡尾酒在罗马舆论中肯定会受到最好的欢迎。

然而，尽管我们的资料（主要是亲罗马的记载）[66] 试图将阿里斯提翁的暴政解释为他个人的责任，但我们知道他是在其他雅典人的帮助下进行统治的。[67] 一旦雅典落入苏拉之手，苏拉终于能够抓住阿里斯提翁和他的幕僚，我们就知道阿里斯提翁被处死了，但他是唯一一个因背叛雅典而向罗马人付出生命代价的人。阿里斯提安的其他同僚似乎都保住了性命。然而，似乎很难让人接受这些同僚是人民的一员或暴民的代表，就像记述中可能提出的那样。首先，阿里斯提翁可能是雅典富裕阶层的一员，而在雅典尼翁执政期间，他的幕僚可能也是雅典的富裕阶层，即 “头脑清醒 ”的公民。因此，根据这一简单的结论，我们可以怀疑阿里斯提翁是否是一个真正得到人民支持的政府，正如人们喜欢看待雅典尼翁本人一样。归根结底，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贵族之间的冲突，是两类雅典富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即那些传统上在罗马庇护下统治城市的人，如梅代欧斯的圈子，以及那些在梅代欧斯的圈子似乎变得软弱无力后，试图在国王米特里达提斯--希腊世界的新救世主--的庇护下，通过法律改革或军队力量来控制城市的人。

结论

最后，我们可以认为，在这些利益集团（实际上是某种游说集团）之间的冲突之后，最终的胜利只属于苏拉，他选择了谁生谁死，并近乎驱使他的军队彻底摧毁了辉煌已久的雅典。苏拉是最终的暴君，他能够将自己强加于人要归功于军事力量这一决定性因素。为了获得战利品、奖赏和军事经验，他指挥了一场非常成功的对米特里达提斯的战役，然后回到家乡罗马，与自己的战友作战，用武力宣布自己是罗马独一无二的、真正的、合法的统治者。在暴君的游戏中，要么赢，要么死。不幸的是，在游戏过程中，人们也可能遭受痛苦，也可能死亡。

附录注释

Str. 9.1.20 提到了米特里达提斯六世欧帕托（Mithridates VI Eupator）派往雅典的暴君（复数）。NIESE 1887, 574-581. LEWIS 2009, 117 将希腊最后一位僭主的 “荣誉 ”授予了锡拉库扎的希隆二世。尽管如此，僭主制在希腊依然存在，至少在公元前 87/6 年苏兰围攻雅典之后雅典陷落之前是如此，我们将在下文中试图说明这一点。KIRHNER 1901–1903，编号10098。 2 1713，9-11。 Ps.-Plu。Lyk。843 B。参见SCHILLER 2006267-268271和n.42；戴维斯1971，349：“在目前的情况下，热那亚的两个分支在著名的争端περ中担任了两位神的首席雅典祭司，这几乎不是偶然的ὶ τῆς χώρας”. 此外，HAUVETTE-BESNAULT 1879491；特蕾西1979，227。TRACY 1979233-234将这场奴隶起义的日期定在100年。Ath。6.272英尺。TRACY 1979233强调，在98/7年，奴隶起义造成的经济危机的后果仍然很大。VERDEJO MANCHADO–ANTELA-BERNÁRDEZ 2013。参见TRACY 1982，159-164；奥斯本1984289-291；GEAGAN 1983205-206；KARILA-COHEN 2007376-7。IG II2 2336，185。关于该办公室，参见GEAGAN 1967，18-31；1997, 21-22.参见ROUSSEL 1916、112。巴甸1976106；麦肯德里克1969年，55岁。ROUSSEL 1908，350，nº401。特蕾西1991202-4。特蕾西1979，207。Ath。5.212 A.同样，GLEW 1977，255。关于Mithridates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参见DE CALLATAŸ1997，288；SANTANGELO 2007年，37岁。在1971年，86提出无政府状态可能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MACKENDRICK 1969，60-61提出，梅代奥斯和他的圈子的权力是他们作为雅典主要人口债权人的财政权力的结果。参见《反垄断法》，戴维斯1973年，229。根据Byrne对IG II2 1054的解释：Byrne 1995，59。另请参阅《2009年白俄罗斯天线》，第49页至第60页。以下省略

参考文献

· ANTELA-BERNÁRDEZ，B.（2009a）：“德洛斯、阿泰纳斯、罗马和庞托之间：皮雷奥的医学”，法文蒂亚31:49-60。

· 2009b）：“Medeios和Mithridates之间：雅典周边宪法（Agora I 2351）”，ZPE 171:105-108。

· （2009c）：“了解安提瓜历史的葡萄酒：公元87/6年的阿泰纳斯”，REA 111:475-492。

· （2013年）：“Los vivos por los muertos.el sitio de atenas y el pireo por l.cornelio sila en 87/6”，载于J.Vidal–B.Antela BERNARDEZ（编辑）：萨拉戈萨《世界安提古公民战争的影响：77-105》。

· （2015）：“重访雅典的雅典”，Klio 97:59-80。

· 巴迪安，E.（1976），“罗马、雅典和米特里达人”，阿雅书1:105-128。

· Ballesteros Pastor，L.（2005）：“Atenión，Tirano de Atenas”，历史研究。安提瓜历史23:385-400。

· Baslez，M.-F.（1982）：“米特里达梯第一次战争期间的德洛斯”，载于F.Coarelli等人，《意大利德洛》，罗马：51-66。

· Bringmann，K.（1997），“Posidonios和Athenion：希腊史学研究”，P.Cartledge–P.Garnsey–E.Gruen（编辑）：希腊结构。文化、历史和史学论文，伦敦：145-158。

· Bugh，G.R.（1992），“雅典娜和崛起”，凤凰城46:108-123。

· Byrne，S.（1995），“IG II2 1095和公元前98/97年的Delia”，ZPE 109:55-61。

· Carlier，P.（1992）：“对Nothoi的观察”，R.Lonis（编辑），《希腊世界的陌生人》。第二卷，南希：107-125。

· 戴维斯，J.K.（1971）：公元前600-300年雅典拥有的家庭，牛津。

· -（1973年）：“回顾：P.麦肯德里克，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1年的雅典贵族”，Cr 23:224-227。

· De CallataŸ，F.（1997）：从货币角度看密特里达战争的历史，Louvain la Neuve。

· Dinsmoor，W.B.（1931）《希腊世界中的雅典执政官》，马萨诸塞州剑桥。

· Dow，S.（1942），“公元前88年雅典反罗马党领袖”，古典文献学37:313-314。

· Dunkle，J.R.（1967），“晚期共和国的希腊暴君和罗马政治发明”，Taph A 98:151-171。

· Escribano PAñO，M.V.（1993）：“El vituperio del tirano:historia de un modelo ideológico”，载于E.FALQUE–F.GASCÓ（编辑）：《理想与生活模式》，塞维利亚：9-36。

· Ferguson，W.S.（1909），“雅典和德利安文献研究”，Klio 9:314-323。

· 费拉里，J.-L.（1988）：希腊主义和帝国主义。罗马征服希腊化世界的意识形态方面，罗马。

· -（1987-1989）：“共和国的罗马人和希腊民主国家”，作品68:203-216。

· Geagan，D.T.（1967）：苏拉之后的雅典宪法，普林斯顿。

· -（1983年）：“回顾：S.V.Tracy，IG II2 2336毕泰第一果实的贡献者”，《希腊研究杂志》103:205-206。

· -“雅典精英：罗马化、抵抗和权力的行使”，M.C.Hoff–S.I.Rotroff（编辑），《雅典的罗马化》，牛津：1932年。

· Glew，D.（1977），“国王的出售：公元前88年米特里达茨·尤帕托宣传的注释”，赫尔墨斯105:253-256。

· Hauvette Besnault，A.（1879）：“公元一世纪之前雅典娜·波利亚德的女祭司”，Bch 3:69-74。

· Hodot，R.，“邪恶是其他人”，R.Lonis（编辑）：希腊世界的陌生人。第二卷，南希：169-183。

· Hoff，M.C.（1997），“雅典娜蕾丝科：苏拉在公元前87/6年对雅典的围攻及其后果”，载于M.C.Hoff–S.I.Rotroff（编辑），《雅典的罗马化》，牛津：33-51。

· Karila Cohen，K.（2007）：“公元前2世纪和1世纪雅典精英的毕达和社会化”，载于J.-C.Couvenhes–S.Milanezi（编辑）：雅典的个人、团体和政治，从梭伦到米特里达特，塔楼：365-383。

· Kidd，I.G.（2004）：Posidonius：第2卷。评论第1部分，剑桥。

· Kirchner，J.（1901-1903）：柏林阿提卡的Prosopographia。

· Lewis，S.（2009）：希腊暴政，埃克塞特。

· LORD，C.（1978）：“亚里士多德政治中的政治与哲学”，赫尔墨斯106:3336357。

· MACDOWELL，D.M.（1976）：《雅典公民的混蛋》，CQ 26:88-91。

· 麦肯德里克（1969）：《雅典贵族》，公元前339年至公元前31年，马萨诸塞州剑桥。

· MASTROCINQUE，A.（1999）：斯图加特Mitridatiche研究所。

· MATTINGLY，H.B.（1971）：“雅典新式银币中的一些第三裁判官”，《希腊研究杂志》91:85-87。

· MCGING，B.C.（1986）：《莱顿庞都国王米特里达梯四世的外交政策》。

· MOMIGLIANO，A.（1971）：《外星智慧》，剑桥。

· MOSSÉ，C.巴黎古董店的暴君。

· 尼科莱特，C.（1980年）：“法律研究者”，载于J.-C.DUMONT–J.-L.FERRARY–P.MOREAU–C.NICOLET（编辑）：Insula Sacra。La loi gabinia calpurnia de Délos（公元前58年），罗马：45-61年。

· 尼斯，B.（1887年）：《雅典泰拉宁之死》，Rh M 42:574-581。

· OLIVER，J.H.（1980）：《流浪宪法》，JHS 100:1999-20。

· 奥利弗，J.G.（2007）：《早期希腊化雅典的战争、粮食和政治》，牛津。

·OSBORNE，M.T.（1984）：“评论：S.V.Tracy，IG II2 2336 PythaïS第一批果实的贡献者”，CR 34:289-291。

· PALAGIA，O.（1984）：“Kallimachos‘Lamp的Nike”，AJA 88：515-521。

· 帕克，R（1983）：Miasma。《早期希腊宗教的污染与净化》，牛津。

· ROUSSEL，P.（1908年）：“Les Athéniens mentionnés dans Les descriptions de Délos”，公元前3:303-444。

· --（1916年）：Délos，雅典上校，巴黎。

· RHODES，P.J.（1978）：“作为雅典公民的混蛋”，《古典季刊》1978年第28期，第8992页

· 1981年：《亚里士多德雅典政治评论》，牛津。

· 鲁滨逊，W.Z.（1993）：“米特里达梯四世欧帕托·狄奥尼索斯与罗马对希腊化东方的征服”，《地中海历史评论》8:5-54。

· SANTANGELO，F.（2007）：苏拉，精英与帝国。罗马在意大利和希腊东部的政策研究，莱顿波士顿。

· 克里斯·萨里卡基斯。（1951）：雅典的Hoplite将军，韵律学，Diss。普林斯顿大学

SCHILLER，A.K.（2006）：“多个非犹太人的附属关系和雅典人对罗马统治的反应”，《历史》55:264-284。

· SMITH，R.R.（1993）：“国王与哲学家”，载于A.BULLOCH–E.S.GRUEN–A.A.LONG–A.STEWART（编辑）：《图像与意识形态：希腊化世界中的自我定义》，伯克利：202-212。

· TRACY，S.V.（1979）：“雅典在100”，HSCPh 83:213-235。

· --（1982）：IG II2 2336 Pythaïs第一批水果的贡献者，Meisenheim am Glan。

--（1991年）：“致马尔代夫”，CPh 86:202-204。

惠勒，E.L.（1991）：“将军是Hoplite”，载于V.D.Hanson，Hoplites。《古典希腊战役经验》，伦敦：121-17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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