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周恩来总理逝世以后，工作人员从他的衣服里找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周恩来、张云逸等人的合影，照片背面写着“劳山遇险，仅存四人。”
1973年，时隔几十年后，周恩来陪外宾到延安时，还对延安地委书记土金璋等人说：
“我一生遇到过许多危险，在劳山的那次是最危险的一次。”
劳山遇袭，周恩来一行22人，当场就牺牲了11位，其他人也都受了伤，只有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和曹鸿都4人平安无事。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张学良、杨虎城不满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发动了用武力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军事行动，实行“兵谏”。
在之后的几个月内，周恩来以中国共产党全权代表的身份，直接同南京政府进行了多次谈判，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多方奔走，
多次在南京、西安、延安之间奔波······
1937年4月25日，周恩来从延安南门出发去西安。
为保证周恩来的安全，这一消息对外绝对保密。因为是远行，有关单位还租用了三辆
汽车
。第一辆车乘坐由32人组成的警卫排，他们每人配有短枪一支，150发子弹，4颗马尾手榴弹，一把鬼头大刀。
周恩来坐在第二辆车的驾驶室，军委副总参谋长张云逸、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兼周恩来的随从副官陈友才、中央军委参谋处负责人孔石泉、新闻记者等人则坐在车厢。
炊事员、通讯员、机要人员、勤务员、警卫员等办事处的其他工作人员坐在第三辆汽车。
4月25日上午9时，汽车从南门兵站出发，穿过延安城直奔西行的通道崂山大道。12时许进入崂山。崂山，亦称劳山、九焰山，距延安50华里，山峦起伏，树木葱茏，山口纵深狭小，地势非常险要。
行驶到延安与甘泉县之间的劳山地域沿湫山，遭到临镇李青伍股匪的伏击。
敌人事先已经做了精心准备，他们在土公路上挖了堑壕，卡车往前还没冲出五六米远，右车轮就已陷进沟壕，侧歪在路上，还险些翻了车，司机老李只好熄火。这时，埋伏在前边不远的坝梁上的敌人开火了，机枪、步枪一齐向卡车射击。车轮被打瘪，驾驶室的挡风玻璃被打得四下飞溅，随着卡车嘎的一声停住，司机老李身中数弹，倒在驾驶座上，再也未能站起来。
“这是敌人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伏击行动。”随着驾驶室的右车门的自然颠开，周恩来也敏捷地翻滚出驾驶室，对车上的人发出短促的命令：“下车！散开！还击！”
坐在车厢里的张云逸命令陈友才和陈国桥：“陈参谋长，你保护周副主席迅速转移；陈排副，你组织战士进行抵抗。”
听到命令，干部、战士迅速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予以还击。尽管敌人居高临下，用的都长枪，给他们造成很大的杀伤。但他们毫不畏惧，手持短枪顽强地战斗着。
陈友才还没来得及下车，腿部就中了一枪，但他还是忍着疼痛，一面挥舞手臂示意警卫人员掩护周恩来迅速撤离，一面挣扎着爬起来向敌人射击。他头戴礼帽身穿西服挥舞手臂的举动，吸引了众多的敌人，子弹都集中向他射来。此刻他也意识到，自己越是能吸引敌人的火力，就越能减少周恩来的危险，于是他巧妙地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做掩护，与敌人展开了周旋。
就在周恩来等人往右撤下公路时，陈友才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拖着疼痛的伤腿，不停地向敌人射击。但不久，他就被敌人射来的排枪子弹夺去了生命。陈国桥强压着悲痛，鼓励特务队的战士们：“陈参谋长死得英勇，死得光荣。我们要像他那样，不怕牺牲，坚决顶住，确保周副主席的安全！”
周恩来带领张云逸、孔石泉等人钻进树林，虽然不时噼噼啪啪打来一阵冷枪，直打得树叶、草茎乱飞，却不见有敌人追来。他们转过一个山头，来到另一个山坳，未发现有敌人堵截。直到这时，才发现张云逸的手被子弹擦破了皮，孔石泉衣领右侧被打穿了几个洞，但均未伤筋动骨。
正行进间，忽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3人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待临近一看，原来是特务队的战士曹鸿都。曹鸿都向周恩来汇报了他撤出战斗时的情景，并说他是奉陈国桥之命特意赶来保护首长的。
4个人转过几个山头，来到劳山西处的一侧。在这里已看不到敌人，但还能听到枪声。周恩来向枪响的方向久久地伫立着，沉默不语。
张云逸说：“看来伏击我们的不像正规部队，可能是一股土匪，估计他们不会追来了，不过也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还是回延安吧！”
4人攀登断壁危崖，走进一条山谷。突然发现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前边沟掌里有个两丈多高的土崖，长满了树丛和茅草，密密麻麻的连条羊肠小道都没有，根本无法通过。这时，他们才明白：怪不得敌人在右边没有设伏，因为人在这里无处藏身。周恩来看曹鸿都急得满头大汗，就安慰道：“不要紧张，办法是想出来的。”
曹鸿都突然发现崖上的树梢低垂，离地面不到两丈。他往上一跳，伸手抓住了崖坡上的树枝，一摇一晃，脚在悬崖上蹬了几下，一下跃到了崖上。接着他把绑腿解下来，和其他几个人的绑腿连接成一根绳子，将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分别拉到崖上。周恩来、张云逸在警卫员掩护下，向梢林转移，翻山越岭于当日下午16时安全撤回西北保卫局三十里铺检查站。
延安接到三十里铺传回的警讯后，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后非常着急，亲自电话询问并下令总参谋长刘伯承集中机关与中央首长的坐骑，毛泽东直接叮嘱军委警卫团长黄霖：“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
黄霖带上十几个战士飞马而去。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西北保卫局局长周兴率领集结起来的部队火速奔赴劳山，包括：蔡顺礼组织集中骑兵，延安市公安局文书于桑带边区保卫局特务队骑兵排，延属军分区独立团，延安市市委书记张汉武集合的民兵等。
黄霖率领的小分队首先赶到三十里铺。随后，蔡顺礼、于桑带领的几十个红军骑兵陆续赶到。周恩来立即布置分工，由张云逸和检查站站长率队到沿湫山的伏击现场营救。
弹痕累累的卡车停在谷底，行李、文件散落在周围，牺牲的红军战士还保持着作战姿势!逐个检查，发现还有四个重伤员尚未牺牲，立即进行抢救。张云逸详细检查，发现牺牲的机要员口袋里的密码尚在，周恩来的毛毯被砍了几刀。随后赶来的于桑，带领战士群众收殓11名烈士遗体。
可能是因为周恩来坐在驾驶室最右边，而土匪挖在路上的壕沟刚好把卡车右前轮陷了进去，这样，他所处的位置就成了全车最低的地方。加之他久经沙场，十分机智，而且在卡车右前轮陷进去的一刹那，驾驶室右前门也自然被颠开了，刚好为他挡住了前边飞来的子弹。
土匪在劳山的袭击，路途上的艰险没有吓到周恩来，第二天他又坐上汽车赶往西安了。
西安事变后的短短3个多月，周恩来就先后4次遇险、遭袭。可是，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却一往无前，毫不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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