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飞凡资料

汤飞凡，1897年7月23日出生在湖南醴陵汤家坪。清朝咸丰以后，连年战乱、灾荒。汤氏祖辈多是读书人，不善理财，故而家道中落。其父汤麓泉是位乡绅，为维持家计设塾馆教书。汤飞凡是他的次子，幼名瑞昭。汤飞凡6岁时，就读于何忠善创办的义塾。汤何两家是几代世交，何忠善之子何键与汤麓泉过往甚密。何键除读经史外还修新学，见飞凡读书勤奋，认为是个可造之材，特地为他辅导算术和自然。汤飞凡天赋并不过人，但倔犟好胜，学习极为刻苦，进步很快。清末废除科举，汤麓泉决定送他进学堂。汤飞凡遂于12岁那年随叔父到长沙，进了城南小学。

汤飞凡幼年常听父老谈论维新、改革，“学西方、学科学，振兴中华”。这些思想不知不觉地透进了他幼小心灵。他从小在家乡看到穷苦农民贫病交加，中国被人讥笑为“东亚病夫”，就立志学医，意欲振兴中国的医学。小学毕业后，由于没有学医的机会，他考进甲种工业学校。1914年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首届招生，汤飞凡报名投考。湘雅入学考试要考英语，但他没有学过，他未气馁，请求主考的美国牧师胡美暂免试英语，随后补考。胡美被他的勇气和决心所感动，答应了他的请求。他终于被破格录取了。此后，他开始拼命学习英语，一年翻破了一本英文字典，眼睛也变成高度近视，终于克服了英语语言障碍。这件事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使他树立了一个信念：有志者事竟成!辛亥革命后，政府改革教育制度，汤麓泉只好解散塾馆，这样一来，汤家的经济更加困难，对汤飞凡和他弟弟(汤秋帆在武昌读文华大学)的学费，难以供给。汤飞凡在医院药房找了一个调剂生的工作，并当了英语家庭教师，挣了钱补贴自己和弟弟的费用。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第一班招生30名，但经严格考试选拨，到1921年毕业时只剩下10名，汤飞凡是其中之一。他这七载寒窗自然要比其他同学艰苦得多，但却锻炼了他的坚强意志。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微生物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大部分传染病的致病菌被一个跟着一个地发现，使汤飞凡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法国的巴斯德和德国的科赫成了他最崇拜的偶像。日本有个北里柴三郎是科赫的学生，因有重要发现被称为“东方的科赫”。汤飞凡对人说：“中国为什么不能出一个‘东方的巴斯德’呢?”。他暗下决心，树立了自己的奋斗目标。1921年，他自湘雅毕业，到北京协和医学院细菌学系进修。该系的教授田百禄注重实验，强调基本训练，凡来进修的都要从准备工作开始。这些工作简单而烦琐，日复一日地重复，十分单调。一般进修生把它看成是工人干的活，迫于规定，不得不走个过场。汤飞凡则不同，他干得非常认真，还常帮助做实验的人观察动物，作病理解剖，分析试验结果，很快引起了田百禄的注意，不久被提为助教。汤飞凡在协和进修三年多，读了许多书，扎扎实实地掌握了各种实验技术，并确立了他一生恪守的原则：搞科学研究必须手脑并用。

1925年，汤飞凡被推荐到美国深造，进了哈佛大学医学院细菌学系。系主任秦瑟教授是世界闻名的学者，他的研究重点正转向立克次体、病毒等微生物。他见汤飞凡训练有素，就叫他直接参加了自己正在进行的研究。此时病毒学正处于拓荒时期，汤飞凡参加了开拓者的行列。

1928年秋，汤飞凡接到颜福庆的信，希望他回国到中央大学医学院(上海医学院前身)任教。颜福庆是中国第一代现代医学教育家，曾任长沙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校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副院长，当时任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他主张公医制，反对私人开业，这对汤飞凡有一定影响。颜福庆在信里没有向汤飞凡许诺什么“良好条件”和“优厚待遇”，而是如实地摆出了困难，希望他回国共图祖国的医学教育大业。汤飞凡本就有着振兴中国医学的志向，但只不过是抽象的理想，颜福庆的信将使他的抽象理想变成现实。汤飞凡在哈佛与秦瑟合作默契，研究工作进展很顺利。颜福庆的邀请使他心情十分矛盾，可是祖国的召唤使他下了决心，终于在1929年春回到上海，就任中央大学医学院细菌学副教授。

汤飞凡到任时还没有细菌学系，更没有实验室。汤飞凡把自己的显微镜也捐了出来，才勉强装备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室。但他没有等待，他除了教学，利用简单的设备开始了研究工作，自1930年起陆续发表了多篇论文。1932年医学院脱离中央大学而独立，更名为上海医学院，汤飞凡升为正教授。同年，他应聘兼任上海雷士德医学研究所细菌学系主任。该所经费较充足，设备齐全，汤飞凡才有了进行较复杂研究的机会，他除了继续研究病毒外，还作了不少传染病病原学工作，如对沙眼、流行性腮腺炎、流行性脑膜炎、流感、致病性大肠菌肠炎等的研究，还开始了当时很少研究的牛胸膜肺膜炎研究。短短几年，他发表了有价值的论文20余篇，可谓一帆风顺，但八一三事变爆发，打断了他的工作进程。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不到一个月，平津沦陷。1937年8月13日，日军又大举进攻上海，上海守军奋起抵抗。上海工人、学生、市民游行示威，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热爱祖国的汤飞凡再也不能安心于试验室的生活了，他走出试验室参加了上海前线救护医疗队，到离火线只有数百米的急救站抢救伤员。汤飞凡在医疗队日夜冒着炮火抢救伤员，三个多月里只回过两次家。他在前线虽时刻有被炮弹击中的危险，但目睹了许多战士英勇牺牲的情景，使他忘却了自己的安危，他感到心情开朗，精神振奋，似乎多年来因见国家、民族遭受屈辱而郁积起来的压抑一下子得到了抒发。上海沦陷，他回到租界，虽然生活安逸，但令人窒息的压抑却又无情地向他袭来。华北大片国土沦丧，上海沦陷不久南京失守，日军向华中腹地步步逼进，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他哪里还有心思搞研究!他对夫人何琏说：“研究、研究、研究出再好的东西，作了亡国奴，又有什么用?”汤飞凡整天忧心如焚却不知干什么好，这时，正好接到当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卫生署署长的颜福庆从武汉的来信，约他去长沙主持中央防疫处迁往内地的重建工作。中国连年发生战争和天灾，瘟疫流行猖獗，恢复防疫处显然是迫切需要。汤飞凡没有犹豫，携夫人奔往长沙，不久担任了中央防疫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