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云相资料

上官云相(1895～1969)字纪青，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人。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步兵科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旅长、师长、军长、中华民国政府参军等职。在蒋介石发动的数次围剿红军的战争中担任重要指挥职务。

抗战期间，任第三战区司令部总参议兼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时参与发动“皖南事变”。

1945年后历任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华北剿总副司令等职，参与解放战争。

国民政府第一次授衔陆军中将，后晋升上将。

1949年初去台湾，1969年8月8日在台北病逝。

生平经历

早年经历

上官云相1895年生于山东省济南市商河县小街子村。他兄弟姐妹6人，他是老大。两个兄弟一名云廷，一名云明;三个妹妹，大妹德贤，二妹懿贤，三妹纯贤。上官云相幼时家里虽有十几亩薄田，但因兄弟姐妹人口众多，所以生活并不富裕。1910年入山东陆军小学。1917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

1919年3月毕业后被派往北洋军阀湖北陆军第二师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孙传芳)任排长。1923年，孙传芳举兵向福建扩张，上官随军入闽。同年3月，孙传芳任福建军务督理，上官任督理公署参谋。后孙传芳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上官任浙江督理公署(陆军第二师)宪兵营长。不久，擢升陆军暂编第七混成旅第一团团长。1925年春，奉系军阀向东南各省扩张，孙传芳感到威胁，联络冯玉祥国民军反奉。同年11月，上官团奉命开往安徽固镇地区，与奉军张宗昌部激战，重创张宗昌白俄雇佣军，俘张部前敌总指挥、第四十七混成旅旅长施从滨。自此，上官更得孙传芳的器重，升任第七师第十三旅旅长。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江西。孙传芳拼力抵抗。孙军一败涂地，上官率残部逃往江北。1927年4月，孙传芳利用国民党宁汉对立，蒋介石下野之机，举兵反攻江南。上官任孙传芳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率部渡江作战。结果，孙军大败，上官率残部逃往山东德州整补。

其时蒋介石派张群劝孙传芳反正，共同北伐，孙不愿以“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之尊屈居蒋介石之下，何况国共两党与北方军阀之战究竟鹿死谁手尚在两可之间，孙传芳便予以拒绝。北伐军遂顺流而下，孙部浙江陈仪、安徽陈调元均向北伐军输诚，孙不得已败退山东。上官云相见孙传芳大势已去，于是弃暗投明，倒向北伐军。

土地革命

1927年东渡日本。1928年返国，任国民党陆军第四十七师第一四一旅旅长。1928年6月，国民党军占领京津。孙传芳随奉军逃往沈阳，部下被蒋介石改编，自1929年5月至1930年10月，上官云相追随蒋介石，多次参加国民党新军阀混战，1929年3月升任陆军第四十七师师长。7月升任第九军军长。后调任平汉路左翼第三纵队指挥官。1930年11月，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旋改任国民政府参军。

1931年1月，接替顾祝同，任陆军第二师师长。后任右翼集团军第三路击进军总指挥。1931年后，上官云相任第九军军长兼第四十七师师长，参加过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在第二次“围剿”中，1931年5月他所率领的四十七师的一个旅在江西南部富田被红军歼灭;在第三次“围剿”中，1931年8月，在江西兴国与红军的交战中，他的四十七师的另一个旅又被歼灭。1932年夏，任豫鄂皖三省“剿匪”中路军第五纵队指挥官，积极参与对工农红军及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蒋介石任命上官云相为湘鄂川边区“剿匪”总部第一路军总指挥，追堵红军。4月晋陆军中将。8月，上官任驻黔第一绥靖区指挥官，因贪污筑路费，被免去职务。

抗日战争

1936年1月，被派赴欧洲考察军事。1937年返国，旋任豫鄂皖边区绥靖主任。“七七事变”后，任第三战区江防军第十一军团军团长，参加保卫上海的淞沪会战。1938年3月，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总参议，7月，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

皖南事变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接到《皓电》的第二天，就着手进行围歼新四军的部署。顾祝同首先对皖南国民党军作了人事调配，当时皖南新四军的所在位置，是在第二十三集团军的作战范围内，其“围剿”战斗理应由该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负责。但顾对非嫡系的唐式遵并不放心，于是决定将自己保定六期的老同学上官云相从赣东前线调至皖南，由他来负责指挥对皖南新四军的作战。

1940年10月，上官云相到达宁国万福村，接替第三十二集团军副总司令王敬久在皖南的指挥任务。他到皖南后曾对部下讲：“我这次被调来皖南，主要是这方面战场辽阔，部队复杂;忠义救国军是帮会起家，只听戴笠指挥，不服战区调遣;新四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名义上归总部指挥，实际上只听共产党的指挥，对总部及战区什么表册战况都不报来。我的副司令王敬久资历浅，连冷欣(第二游击区总指挥，隶属第三十二集团军)在内也不服气，当然搞不好。来时我经过上饶，三战区顾长官对我说：‘敬久在皖南驾驭不了，纪青你去指挥一定能搞得好，况且你和叶挺是保定军官六期同学(顾祝同、上官云相、叶挺均是保定六期同学)，你有办法指挥他。’顾长官都是把困难的局面交给我办。”

为了应付皖南的新四军，上官云相和顾祝同可谓绞尽脑汁。在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顾祝同曾表示“以政治人格担保”，保证新四军北移安全，并且也曾同意新四军先向南经族德转向东进，经宁国南侧，广德、郎溪之间，再经金坛、句容之间，从镇江以东渡江的北撤路线。1940年11月中旬，上官云相在宣城周王村会晤新四军军长叶挺，上官云相将北移路线由苏南北渡改为由径县往北开，然后在芜湖以西的荻港附近过江到无为，大部队无法偷渡，为安全计，仍坚持由苏南北渡。上官云相表示，皖南新四军东开进入苏南，在镇江附近渡江也可以，但这仅限于非战斗部队，至于新四军之战斗部队，仍要从驻地往北开，进入沦陷区。在新四军北移路线问题上双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经过几次谈判，上官云相已基本掌握了新四军的移动方向。他认为“新四军北撤的可能较小，‘南窜’的可能较大”。其实，上官云相对新四军先南而东再在苏南渡江的路线是心知肚明的，这条路线是新四军屡次向上官云相和顾祝同明确提出的，但上官云相故意将这种移动路线称为“南窜”，并大造舆论，称“新四军北撤是假的，真的是要搞‘三山计划’，即‘南窜’黄山、天目山、四明山，作为根据地。”以此蒙蔽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中下级官兵，而且一旦发生冲突，可以将责任推到新四军头上，这一招可谓一箭双雕。

基于新四军最有可能选择从驻地往南开，经茂林、三溪、族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郎溪，绕到苏南的漂阳，然后待机在镇江以南渡江的北移路线，上官云相作了异常周密的军事部署。1940年12月底，上官云相根据顾祝同的旨意，在徽州主持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第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唐式遵、第五十军军长范子英、第二十五军军长张文清、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第七十九师师长段霖茂、第一四六师师长戴传薪、第三十二兵站分监李锡庆、第二十三兵站分监郭叔皋、皖南行署主任戴戟等。第一O八师师长戎纪五因在宁国前线、第一四四师师长唐明昭在南陵前线，未能出席会议。

徽州秘密军事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为研究确定围歼皖南新四军的指挥人选及兵力配置问题。第三战区长官部参谋处长岳星明在会上传达顾祝同的指示：“新四军如果北撤，我们要‘掩护’好;如果‘南窜’，我们务要堵止住。无论如何，皖南必须统一指挥，这次打算由上官副长官负责统一指挥。”会议在研究使用兵力时，第三战区长官部原计划只使用6个师，但在会议进行中，蒋介石派专机送给顾祝同一封亲笔信，这封信由顾派人送给上官云相和参加开会的各军、师长看过，主要内容是蒋介石指示顾祝同转上官云相和有关的军师长注意，在行动中要特别秘密、迅速、彻底地把新四军消灭，不使漏网。顾祝同因而指示上官云相，在部署方面要特别慎重。上官云相于是请求顾祝同准他多使用兵力。这样由上官云相统一指挥的国民党军，除了原来的四十师、一O八师、五十二师、一四四师、一四五师、新七师6个师外，又增加了从浙东前线调来的七十九师和从浙西调来的六十二师。此时的皖南已屯集了国民党军8个师计8万余人的强大兵力，且并立着第三十二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总部，在对日作战紧张的1940年，如此的兵力部署是极不平常的。

会后，上官云相对部下说：“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顾长官早就打算好了，才调我到皖南来担任这个任务的。我的总部可以说是最现代化的兵团指挥机构，自己没有私人的基本部队，但是指挥哪个部队都能作战，唐式遵他就办不到。”上官云相还召集第四十师、五十二师、七十九师师长密谈，面授机宜。并要求各部队在1940年底作好与新四军作战的各项准备，指示各军、师长要绝对保守机密，绝对不许暴露。

上官云相原来对新四军的编制、装备、兵力、部署等均不了解。1940年12月中旬，派往新四军的联络参谋闻援匆忙回到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偷得新四军兵力部署图稿一纸(旧的)，得悉云岭附近的新四军战斗部队有万余人。据此，上官云相认为：“按日寇作战规律，每季必来‘扫荡’一次，必须抓住这个间歇时期，发迅雷之势一举消灭新四军，战斗时期不能拖长，拖长有变，与国军不利。”12月29日，第三十二集团军制定的“肃清”皖南新四军的作战计划正式出台。其兵力部署：第二游击第八十八军、忠义救国军、第六十三师、独立三十三旅及苏南地方武力担任原阵地守备，防止苏南新四军策应皖南新四军作战;第二十五军的五十二师和一O八师，各仅留少数的一部对日寇监视守备，抽出主力进驻南陵、径县，准备对新四军作战;第五十军的一四四师、一四五师以及新七师之第二旅各留一部仍归该军部指挥，对日寇监视守备，抽出主力由刘雨卿指挥，进驻茂林以西一线，准备对新四军作战;第七十九师开太平;第六十二师开宁国;第四十师进驻三溪。这样，上官云相便在新四军军部云岭以南地区布下了口袋阵，只要新四军一开拔，就将处于国民党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1941年的元旦一过，皖南的新四军撤离云岭，元月5日，到达茂林地区。新四军军长叶挺派人送给四十师师长方日英一封信，大意是：新四军要向敌后进军，不日按照预定路线行动，请多多协助，并希望在本军经过的道路上予以让路，以免发生误会等等。方日英随即命令各团进驻各防地，占领茂林山道南下出口的制高点，并构筑工事，并立即对茂林方向的通路派出警戒部队，严密封锁道路，作随时应战准备。

皖南事变的枪声在茂林山区打响了。方日英接到双方交火的电话后，从床铺上跳起来说：“叶挺真的来啦!好啊，我就怕他不来，这一下他可上了我的当了，”

星潭虽是个只有十来户人家的小村落，但它却是王岭的出口咽啾，是通向三澳的必经之地。四十师已控制星潭周围的制高点，凭借工事顽强抵抗新四军的攻击，并用猛烈的火力封锁住隘口，新四军几度猛攻，均未得手。由于山高路窄，新四军的大部队无法展开，而四十师装备精良，配有德国造卜福式山炮，其战斗力是皖南国民党军中最强的，占有险要溢口。新四军攻击星潭受挫，且遭受很大的伤亡，严重影响了新四军的突围计划。当日晚，上官云相与方日英通了电话，对四十师的表现很满意。他对方日英说：“你们今天这个仗打得很好，希望你们一点也不要放松，把叶挺的主力吸住了，不要让他跑了，现在东南西北各方面的部队均己到达预定的位置。合围的态势已成，只要到明天下午就可以合围。他再想跑也跑不了。”上官云相为了加强四十师正面的兵力，当即下令由五十二师、七十九师接替四十师右撰、左冀阵地：上宫云相对四十师下达指示：“从地形上看，茂林东南有王岭、东流山作屏障，预料新四军不会轻易放弃，如果我们攻下王岭、东流山，他就无险可守了。在我们说，居高临下不仅有瞰制之利，并且茂林如同口袋被我们扼住袋口。因此，四十师要全力攻击工岭，五十二师攻击东流山及其东北一带山地。”当日深夜。上官云相根据当日战况，向各部队下达命令：“新四军主力在茂林附近已被包围。为迅速彻底消灭新四军的目的,B日各师行动如下：四十师8日拂晓起继续攻击前进，务于黄昏前攻占工岭。并相继占领东流山顶。七十九师8日继续向茂林进攻，并与左翼四十师确保联系。五十二师8日除加强第一线兵力并作适当的纵深配备，严防新四军向东北方向突围，并以有力之部队协助四十师攻击东流。总部已命令西北方面的新七师和五十军一四四、一四五两个师，于8日确实占领茂林西北之各要点。各师要确实注意左右间的联络，夜间多派小部队不断袭击，扰乱新四军的阵地，使之疲于应付。”最后，上官云相严厉命令道：“现已对新四军完成四面包围之势，望各部队努力完成战斗任务，把敌人全部歼灭。倘有作战不力被敌人突围逃窜者，对该部队长定以军法从事，严惩不贷。”而改向西南方向的高岭突围，大部队后卫变前卫，重新由原路折回，撤回途中部队秩序发生较大混乱。新四军主攻高岭的部队因向导带错路而误走镰岭，贻误了战机。国民党第七十九师已抢占高岭制高点，两军在高岭发生激战，形成对峙，新四军亦无法从高岭突围出去。当日，国民党第四十师、第五十二师在牛栏岭、榜山等地展开攻守战。

9日，上官云相给各部队下达全线总攻的命令。新四军决定再次变更突围方向，改向茂林方面突围，从铜陵、繁昌间渡江。新四军这一突围计划实在是为时已晚，国民党第一四四师已占领茂林，新四军在高坦与国民党第一四四师发生激烈战斗。当日，国民党军相继占领榜山、王岭，在东流山与新四军发生空前剧烈的战斗。

石井坑在茂林东南，四周被一片大山包围着，方圆不过五六里。国民党军向石井坑蜂拥而来，东北面是一O八师，东面是五十二师，西面是一四四师，西北面是新七师，西南面是七十九师，东南面是四十师，正南面是六十二师。新四军处于重重包围之中，孤立无援，只得固守石井坑。上官云相向官兵传达蒋介石手令：“活捉叶挺奖10万元，活捉项英、袁国平，各奖5万元。”

其他的白山、东村岗等制高点亦被国民党军攻占。被围石井坑的新四军已无险可守，决定于是日晚分散突围。国民党第五十二师、一O八师、四十师、七十九师相继侵占了新四军的核心阵地。至此，国民党军围歼新四军的正规战斗已基本结束。

在皖南事变中，上官云相全权负责指挥，在战斗最紧张的7、8、9、10等日，上官云相在宁国南面的万福村总指挥部，夜以继日躺在鸦片灯旁边，床边安放电话，靠鸦片提神，使出浑身解数，精心指挥部队在不到10天的时间内，基本围歼了皖南新四军，使蒋介石欣喜若狂，立即嘉奖各有功部队和人员。上官云相“战功卓著”，其第三十二集团军奖法币5万元，第二十五军作战特别卖力，也奖法币5万元。第四十师师长方日英，堵截新四军有功，相继晋升为副军长、军长;第五十二师师长刘秉哲扣押下山谈判的叶挺有功，也晋升为军长;其他团长、副团长晋升师长、副师长者大有人在，其他战斗部队，则一一准予奖赏

1943年初，任第二、第三、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1945年5月，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

解放战争

1947年任保定绥靖公署副主任兼天津指挥所主任，1948年1月，任华北“剿匪”总部副总司令。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去台湾。

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1950年4月4日辞去战略顾问委员会顾问职务随即退役定居高雄，信仰佛教，自号“古穆和尚”。

1969年8月8日病故于台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