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佩贞资料

作为中国女权运动史上被极端妖魔化的一位人士，关于沈佩贞的生平简历，史学界一直没个准谱些的说法。有说原籍广西，有说来自广东，有说乃绍兴人氏。长期以来，因资料匮乏，莫衷一是。据1915年北京《醒华报》披露：“沈佩贞，号义新，原名慕贞，号少华。桂人，生于粤。”而据网上首见的沈佩贞离异魏肇文致全国通电中沈佩贞本人自述，“浙江世族，父宦两粤，幼承慈训，长学师范，曾随叔父留学日、法，游历各国。”其中，“长学师范”，说的是她曾在天津北洋女师范学堂读书。

沈佩贞在北洋女师读书的具体时间不可考。查询《大公报》上刊登的北洋女师范学堂1906年第一届一部、二部学生名单，有汪芸、沈亦云（时名沈景英）、葛敬诚（与沈亦云一同参加上海女子北伐敢死队）、周砥等人，却找不到第二个姓沈的女学生。或许为其后几届，或许像沈亦云一样用过其它字号，也未可知。

早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沈佩贞就已经开始了她的革命活动。沈早年曾经留学日法，素有胆识，辛亥革命时，她是杭州女子敢死队中的一员虎将，这支队伍一度名声震天。

在武昌起义后，天津又出现了一批送炸药的激进女学生。武昌起义之前，白雅雨即以天津崇实女塾教会学校等两校师生为主组织天津共和会，白被推举为会长，机关设在中国大戏院对过的生昌酒店楼上（今已拆除）。刘清扬、汪芸、沈亦云、沈佩贞等北洋女师学生都参加了共和会。

武昌起义后，白雅雨以组织红十字会为掩护，公开活动，鼓吹革命。沈佩贞与沈亦云、汪芸等同学，或秘密油印宣传品和募捐收据，或跟随白雅雨往来于天津、北京、张家口、滦州等地，秘密策动武装起义。身材瘦削的白雅雨更是以“披广氅、携短铳，与女生数人”的大侠形象，风尘仆仆于京津一带。为躲避检查，沈佩贞等几个胆子较大的女同学把炸药捆在身上，伪装身孕。长枪则放在棺材里，借出丧巧妙过关。 

嗣后，沈佩贞在天津组织起义呼应南方革命。

关于沈佩贞在天津起义的过程，多数记载语焉不详。最早的记载，见于1912年初上海《申报》一篇题为“女界之伟人”的人物报道。1912年初上海《申报》一篇题为“女界之伟人”的人物报道：“沈佩贞女士，去年曾要求满政府速开国会不允，遂奔走两粤，跋涉三江，提倡革命。此次武昌起义，女士适在天津谋集同志起事，被汉奸某泄其事于陈夔龙，陈派杨以德将女士逮捕，并将所有资财搜括无遗，转辗诬妄，欲陷女士于死地。嗣陈恐激起绝大风潮，暗使杨释放之。女士有母年七十余，必欲女士离津，女士不得已，遂奉母来沪。惟一片热忱，不能遏止，爰创办女子尚武会，以办理北伐军后方勤务为目的。闻刻已禀准沪都督，不日开办。其志愿，要在推倒满政府，扫除专制政体，建设共和民国。才识高卓，诚近今女界之伟人也。”

而在沈佩贞的自述中，也有“毁家纾难”“为国捐躯”等壮烈词句。以上说辞，即或略有夸张，也大抵与史实相差弗远。

在此之前，1911年12月14日，天津革命协会正式成立，参加的有同盟会、共和会、铁血会、振武社、急进会、克复堂、北方革命总团、共和革命党、北方共和团以及女子北伐队、女子革命同盟等革命团体。联想到不久之后，同出自北洋女师的沈亦云、葛敬诚等人在上海组织女子北伐敢死队，沈佩贞在上海组织女子尚武会等，此时天津的女子革命团体应该即由沈亦云、沈佩贞等人负责。

在目前有关天津革命党人的记述中，对于沈佩贞被捕的经历，无一字提及。《申报》上所述沈佩贞被捕经过，与被天津镇总兵张怀芝杀害的王钟声颇为相似：由于密探告发，直隶总督陈夔龙密令南段警察总办杨以德（天津人俗称为“杨梆子”）将王钟声等革命党人捕获。但尚没有发现沈佩贞与王钟声等革命党人有所互动的历史材料。按野史记载，沈佩贞被捕后，“毁家纾难”，然后与母亲脱狱离津，带着“一腔热血满身杀气”去了上海。

来到上海的沈佩贞，很快放手大干起来。在1912年初组织女子尚武会，招募勇敢女生500名，为北伐培养女性侦探/特工人才。

1911年11月28日，沈佩贞在《申报》发表《创办女子尚武会绪言》，认为女性身为国民，当效花木兰、秦良玉之举动，投身行伍，与男子一起担当保家卫国之责。就倡导女子从军报国而言，“女子尚武会”与此时上海涌现出来的女性军事团体并无不同，沈佩贞的特殊之处在于，她不想使尚武会的成员马上沙场却敌，而是开展一系列的军事训练，为战争做周密的准备。根据随后披露的《创办女子尚武会简章》，该会“以养成女子尚武精神、灌输军事学识为宗旨”，其教学课程中有输送、兵站配备、体操、测量、绘图、琴歌、侦探等门，教员须“具有军事上之学识者，始得称职”，教学设备除桌椅外，还有辎重车辆、挽载马匹、捆包绳索、枪械子弹、钢丝车等军用物品，“悉禀请军政府发给借用”。首次招生，拟收500人，待学习半年之后，再随女子军参战。这使得“女子尚武会”不是单纯的军事团体，更像是一所女子军事速成学校。

1912年1月12日，沈佩贞称该会“现奉沪军都督陈批准，开办在即”，特登广告招生。1月26日，“女子尚武会”召开成立大会，沈佩贞被选为首任会长，詹寿恒为副会长，张汉英为监学，叶慧哲为书记，钱秀荣为庶务，刘既嘉、李元庆、杨露瀛3人为干事，张振武为名誉总理。此后的活动情形不详。

与此同时，国内女界已在光复之役中大显身手。揭开了女子从军的序幕。上海妇女在武昌起义后，组织了5个北伐军事团体，即薛素贞发起的“女国民军”、陈婉衍发起的“女子北伐光复军”、葛敬华等发起的“女子军事团”、吴木兰发起的“同盟女子经武练习队”及沈佩贞发起的“女子尚武会”，武装力量约占上海的四分之一强。她们宣称：“天赋人权男女本无一轩轾，人自为战，雌雄可立决须臾”，表达了誓灭清廷的革命决心。当时女子军事团体“军纪风纪肃然可观，巾帼须眉中外特色。”战斗时“勇猛异常，一洗柔弱之习。”赢得了社会各界的交口称赞。

沈佩贞在章程中规定，学成后的女生将随同女子军北伐满廷。是在1912年，沈佩贞身着戎装的照片开始流传，引人瞩目。1913年2月12日，为清帝下诏逊位之一周年，北京先农坛举行为期七天的纪念会。台湾文人连横恰好在北京，亦曾游观此纪念会，见“士女观者十数万，如荼如火，道为之塞，可谓空前之大会矣”。会中设展览区，悬挂着供人景仰的器物和图片，其中即有沈佩贞的军装：“会之一室恭挂诸先烈之像，其外则整陈诸物，皆有关于革命者：如吴樾之弹片，汪精卫之铁练，沈佩贞之戎服，使人感念不置，而叹此庄严之民国，固非一蹶可就也。”摄于这个时期沈佩贞身着戎装的一帧小照，在当时流传甚广，人气极高，为沈佩贞赢得了“女界之伟人”的政治声誉。

南北和谈成功以后，女子北伐军奉命解散，沈佩贞则转而投身于女子参政运动，成立两性平权维持会，开始了力争女权的奋斗，沈也从此成了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锋人物。

在沈佩贞的时代，中国的女权运动还处于风云初起的燃情岁月，刚刚有所觉悟的女性个个都意气风发，痛恨父权主义的压迫。当然此时的女权运动还处于萌芽状态，儿童公育、职业妇女受尊重、避孕方法的改进这些还都谈不上，她们争女权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要为自己争得与男人等同的地位，并将此与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自立联系起来。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竟然没有女子参政的规定，比起同盟会政纲中“男女平权”后退了一大步。1912年参议院议员法甚至规定，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只属于男子，女子同精神病患者、吸食鸦片者、不识字者一样，都没有这项权利。女子参政运动更加举步维艰。沈佩贞的男女平权维持会遂与其它各省的女子参政运动骨干在南京组成了“女子参政同盟会”。成立大会上，沈佩贞发表演说，“痛言女界须化除意见，联络团体，以收竞争之效”，并作总结发言，“陈述此次参议院之约法条义，以压制手段，妨害女界，我女界绝对不承认此条文”。会内分为总务部、交际部、政事部、教育部、实业部、财政部、审查部、文事部，沈佩贞被选为实业部职员。随着女子参政运动的行进，沈佩贞的作为日益凸显。

1912年4月，南京临时政府和参议院北迁，女子参政代表也随后联合北上，寓居于京师粉房琉璃街，递交请愿书，商议斗争之法。女子参政的中心议题，是女子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但参议院对女子参政的态度，与此前在南京的倾向十分相近。女界代表曾推举沈佩贞等60余人为代表于8月6日到参议院请见议长吴景濂，“大有不达目的不肯干休之势”，得到的答复颇为含糊，“并不敢表示赞否之主见”，沈佩贞等人此次请愿并无实质效果。在随后公布的《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中，只规定男子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女性的参政请求完全被无视。

进京以后，沈佩贞和唐群英等三十多人，全副武装地闯入参议院，坚决要求女子参政。一见这些来势凶猛的女人们，参议院的男人们个个手足无措。后来，有胆大一点的出来说，现在约法案尚未最后确定，还需再议，到时必议之。百般劝慰之下，女将们才转身离去。

第二天下午，沈佩贞们再往参议院，却被挡在了门外，她们怒火中烧，愤而将玻璃窗击破，手上鲜血直流，警卫上前劝阻，沈女士飞起一脚就把他踢倒在地。虽然鲁迅先生疑心那是警卫自己跌倒的，但沈佩贞的拳脚功夫看来的确也不同凡响。

这是沈佩贞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展露自己的拳脚。沈女士的第二场打戏发生在湖广会馆，被打的男主角却是国民党的创始人之一宋教仁。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改组大会在湖广会馆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吸纳四个小党，成立一个大的政党——国民党，进而实现组阁的目标。接下来的事情给了她们当头一棒。当秘书长宋教仁用湖南话磕磕巴巴地念完国民党新党章时，党章里根本没有任何关于“男女平权”的条款，只有一条：不接受任何女性加入。唐群英站起来大声质问，但别人的鼓噪声完全淹没了她的声音。沈佩贞不由分说，拉起唐群英就冲上了主席台，扭住宋教仁就打，据当时的媒体描述，那场景是“举手抓其额，扭其胡”，“以纤手乱批宋颊，清脆之声震于屋瓦”。

继湖广会馆上演的全武行之后，沈佩贞、唐群英为此专门谒见孙中山陈词，虽然没发生动手，但沈佩贞“哭声震屋”，挥泪诉说辛亥女革命者们把生死置之度外，建立炸弹队、行动队、暗杀队……志在救国，目的就是为了争取自由平等，使日后女同胞人人享有幸福，可是没想到“国基已定，所要求者既不能达到其目的，则从前之尽瘁何为”，孙中山亦不能对。

1912年9月1日，女子参政同盟会在北京烂熳胡同女工传习所召开联合大会，宣布该会现以“先实行男女平等、继实行女子参政为宗旨”。其宗旨之所以有此变更，乃是因为现实中女子的处境进一步恶化——1912年3月，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其纲领曾明确声明“主张男女平权”，后来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及全国联合进行会等政党，合并为国民党。为了与他党妥协，宋教仁等在起草国民党纲领时，删去了原同盟会“主张男女平权”之政纲。女性的参政权渺不可得，女子参政同盟会只能退而求其次，力保原同盟会纲领上的“男女平权”之条文。此次会议女子到会者200余人，沈佩贞最先发表演说，“反对宋教仁、张继不遗余力”，认为“宋实一无耻小人，牺牲我二百兆女国民之权利为彼等结党营私交换之媒介，是可忍，孰不可忍？”演说最后，沈佩贞言辞激烈，号召女界继续为参政权斗争，必要时亦可使用武力。甚至表示要继续革命，以曾经组织之暗杀团、先锋队与彼等相见，以手枪炸弹对待之，与会者情绪异常激烈。

1912年9月2日，在女子参政运动“进”、“退”关键时刻，孙中山致函唐群英，信中不无难处地说：“党纲删去男女平权之条，乃多数男人之公意，非少数可能挽回。”他反劝唐群英，不如先通过提倡教育、普及知识的方式来大力发展女子团体，然后再来与男子争权，而不是眼下依赖男子代为出力。参政受阻后，唐群英变卖个人家产，大力办报兴学。此时，在参议院拟定的《国会选举法》中，只规定男子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女子全然没有。唐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将捍卫女权的要求与全国上下正在兴起的“讨袁”运动结合起来：“凡反对女子参政者将来必有最后之对待方法，即袁大总统不赞成女子参政权，亦不必承认袁者为大总统。”她们还创办了以参政为主要内容的《女子白话报》，抨击：“欺压女界实在太甚，所订的议院选举权，没有女子的选举权，便是将吾二万多同胞一概抹煞了”。呼吁妇女一次争不到，二次再争，二次争不到，三次四次，乃至无数次，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此举激怒了袁世凯。在下令解散国民党之后，袁世凯又下令解散女子参政同盟会，悬赏一万银元通缉唐群英等人。无论她们的言辞多么激烈，行动多么果敢，在那样一个男权世界中，女人们手中没有权力，女界争取参政权利的斗争和努力注定要付诸东流，不仅女子参政提案未被参议院通过，女子参政同盟会也在1913年11月被袁氏政府强令解散。在反对派的四面讨伐声中，妇女参政运动整体败北，各种妇女参政团体开始烟消云散，其领袖人物在封建浪潮的席卷中，迅速分化瓦解。不得已，唐群英离开北京，回到湖南继续办学、办报，宣传男女平权。就这样，中国妇女史上首次具有独立意义的参政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斗争失败之后，这批女权运动者们结局若何：她们中有的人矢志革命，流亡海外继续斗争；一些人则丧失了革命意志，陷入了悲观境地，有的愤而自杀，有的抑郁而死，有的遁入空门，甚至还有的沦为妓女。最令人瞠目的是沈佩贞，她竟然摇身一变成为“总统门生”和“洪宪女臣”，在北京城里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1915年，袁世凯复辟的时候，沈佩贞印制了一张大名片，中间一行大字是"大总统门生沈佩贞"。原来沈女士年少时曾在北洋学堂就读，而袁世凯是该校的创办人，称袁世凯为老师也算是顺理成章了。据说袁世凯也收到过这张名片，居然就点头默认了。袁世凯政府还曾任命她为总统府顾问，并曾赴绥远担任将军府高级参议。她始终要与眼下的处境和需要相适应，身份不是固定的，它可以随着处境和需要的改变而改变。

从政后的沈佩贞做事更为泼辣，有一次命京城警厅冲进某豪门抓赌，抓到交通总长一名，参谋次长、财政次长各一名，关了一小时才放。她这样的行为多了，别人便对她另眼相看，多半是侧目而视。她索性也豁出去了。

沈佩贞在民初政坛上行事全无忌惮，其实她心里面全然没有政治那根弦，快口直言不仅树敌，而且犯众，经常贻人口实，也被人诟病不休。当时的北京城鱼龙混杂，蛇鼠成群，眼红沈佩贞出风头的大有人在，小报便时不时地放出几支冷箭，中伤挖苦她。那一年《神州日报》便发布了一条爆炸性八卦消息，指名道姓地称沈佩贞与步军统领江朝宗在北京城里的醒春居酒楼，“划拳喝酒嗅脚”。

这条消息一连登了三天。这“嗅女人小脚”本来是中国旧式文人之异常嗜好，而《神州报》以此所谓的秘闻揭沈佩贞的短，实则攻击袁派，有着明显的政治意图。据说《神州报》主编汪彭年插手政治，正在北京谋取议员一职。

然而汪氏此举等于踩了马蜂窝，沈佩贞对自己的名节很是在意，做女侠可以，但风流韵事是绝对没有的。名节受损，自然要以出格的行为对付，她见报后勃然大怒，立即要求汪彭年摆酒席请罪，并登报声明，但汪不予理睬。

两下说不通，娘子军自然不惜动手，她亲率二十多名女将，还有几十名卫士保驾护航，一路杀进了汪公馆。汪彭年一见来者不善，赶紧从后门开溜，叫姨太太出去顶缸。沈佩贞倒是很有男子气概，不和女流之辈纠缠，只是大叫大嚷：把汪彭年交出来！这时，众人随声附和声震云霄，又有几十名全副武装的士兵一旁助威，场面颇为壮观。

这世上偏有不明事理的人。众议员郭同与汪彭年是同乡，正客居在汪公馆，听到喧哗声就开门出来看个究竟，话没出口，众女将就一拥而入，沈佩贞上前扭住前胸，拳脚相加，刘四奶奶、蒋三小姐等闺中好友不甘落后，将郭同一顿拳打脚踢。郭同气得破口大骂，挥拳相抗，但哪里是女英雄们的对手。沈氏飞起一脚，直捣郭同胯下，郭疼痛难忍，便蹲地不起。沈佩贞见对手已不能动弹，便将室内家具物件打得稀烂，方率众人扬长而去。

沈佩贞大闹汪宅，误伤了众议员郭同，郭同岂能咽下这口恶气？他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法院开庭审理时，各大小报纸的记者悉数到庭。沈佩贞怒打郭同时，双方曾大打口水仗，污言秽语出口成章，那些话在法庭上由证人转述时，听得检察长心惊胆战，连连摇头，旁听席上一干官员记者与闲人们却兴奋得大叫：“大胆地说，不犯法！......”

法院最后判决郭氏胜诉，处沈佩贞拘役半年。

世事迷幻莫测，从此以后，在一个喧噪的中国，沈佩贞永久地沉默了，报上也没有了她的任何消息。政客们失去了打击目标，自然对她再也没有什么兴趣。一代女子参政的干将，就这样在男人世界中沉没了。当然，她最后一次大闹，就已经跟男女平等没有多少关系了。不过，中国的女权主义运动如果没有了沈佩贞的存在，也未免太过寂寞了。如果将来哪一天，要刻一块“女权主义纪念碑”的话，第一个要刻的名字可能就是这个沈佩贞。

生逢清末民初的乱世，北京这个舞台给沈佩贞提供了施展才智和魅力的机会，然而她的政治理想随着时势动荡高开低走，终至镜花水月，完全落空，这显然不只是其个人梦想的落空，也是时代悲剧。光华改观，浮沉异势，徒然增加了历史的戏谑意味。许多年后，有一位中国作家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为理想而痛苦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着它最终成为笑谈。

离开广州的沈佩贞依然在从事她的女权事业。1919年10月4日，天津《大公报》在《沈佩贞宴请赣男女》中报道说，鼎鼎大名的沈佩贞，因组织江西妇女生计分会已有头绪，并征得彭文徽女士担任筹备干事长，特于25日约请南昌报界及筹备分会各女士假座西园便餐，男女宾客到者三十余人，计分两大席。宴会开始后，沈佩贞先到男宾宴席陪座，宣讲女权道理：“大凡共和国家以三民为素，现在民主民权均已完全达到目的，惟民生尚未讲究，妇女生计会本于民国一年立案开办，嗣因世局纠纷，女权薄弱，未免稍受影响。”

接下来，是余醒愁作为来宾代表致答谢辞：“同人承沈先生招饮，以妇女生计分会责为提倡，此同人天职所在，自应仰承惠意，以答高情。但先生此次来赣，得以躬瞻风采，亲闻伟论，钦佩无既。且又先承招饮，感惭何似！”

众人一通掌声之后，沈佩贞继续宣讲自己中国特色的女权理念：“美国女子有参政权，实因能谋自立，有纳税种种义务故有利权。鄙人极不以权利为然，但求各女同胞能自立足矣。鄙意本欲以男女合桌，此地风气尚未开通，有所不便。然吾国所以衰弱之故，实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所误。若长此墨守，何能生存？于今之世界与各文明国竞争于环球，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也。”

从1912年民国初期拼命追求女子参政权，到1919年主动放弃参政权而自我局限于所谓生计权和自立权，中国社会的女权事业并不是进步，反而是在明显倒退。这一点在沈佩贞就读北洋女子师范学校时期的师长吕碧城的《女界近况杂谈》中，另有表述：“夫中国之大患在全体民智之不开，实业之不振，不患发号施令、玩弄政权之乏人。⋯⋯女界且从而参加之，愈益光怪陆离之至。近年女子参政运动屡以相胁，予不敢附和者，职是故也。”

限于资料匮乏，民国时期最具传奇色彩的女权人士沈佩贞的人生结局，已经无从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