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柏塘教案

柏塘教案是19世纪下半期在广东地区发生的最重要的民教冲突事件,广东地区发生的各类教案约40余起，其中1898年发生在惠州府博罗地区的柏塘教案是最重大的一起。柏塘教案不仅是19世纪下半叶广东地区唯一一次杀死外国传教士的教案，而且当地民众曾与前来镇压的清军展开激烈战斗，并击毙兵勇4人，击伤军官1人，而民众也有七八十人被杀害。其爆发的原因是广东人民反洋教情绪的高涨和伸德辉神父的骄横跋扈.清政府在柏塘教案处理过程中,对内残酷打压,对外奴颜婢膝.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政治传教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吸引和保护了教徒,但也纵容无赖教徒,使教会的形象受到很坏的影响.

19世纪初，法国天主教在法国革命风暴过后再度复兴。法国大批遣使会士(C.M.)和巴黎外方传教会士(M.E.P)在鸦片战争前夕进入中国，展开积极的传教活动。因为法国同中国并无传统的贸易关系，无法在贸易方面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鸦片战争后法国“便把注意力转到精神和传教问题方面，希望通过宣扬崇高的法兰西文化弥补法国在物质利益方面的明显不足”[1]，开始大力支持传教活动。1844年10月24日，继《南京条约》之后，在法国传教士的出谋划策下，法国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中法《黄浦条约》，并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以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当严拘重惩”。1844年12月14日，正式由道光皇帝宣布的、有条件的天主教弛禁令，准许外国人在通商五口地方建堂礼拜，但是不得擅入内地传教。直到1858年，在英法联军的炮火下，挨打的清朝政府于1858年6月间分别与俄、美、英、法等国签定《天津条约》，允许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传教。从此，天主教在中国各地传教具有合法的资格与地位。

两广地区历来统属于澳门教区，直到1848年，教廷才升广东、广西及海南为代牧区，将广东、广西委托给巴黎外方传教会管理，任命李播为这两个教区的最高负责人。1856年，罗马与里斯本达成协议，两广正式成立宗座监牧区，任命明稽埒为首任监牧。1875年，广东与广西分离，各自成立监牧区，广东教区仍由明主教负责。到此时广东全省天主教发展为：

全省教友四万二千五百，分南北东西四境，北境西教士五，教友二千五百，东境西教士十八，华教士一，教友一万三千。南境住堂十七，教友一万一千。西境教友四千，教士十一，共计住堂三十六，会所六百，西教士五十八，华教士十二……

天主教传入博罗县，则始于1860年。博罗地处广东东部的珠江三角洲地带，距离当时传教士云集的香港较近，因此，传教士比较方便进入该地区。“县中耶稣教始于咸丰十年，英教士开其先。同治元年，法神父继其后。”1862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首先在博罗县城北上塘街建天主教堂开始传教。到1898年，“博罗县当时共有教堂两间，一间在离博罗县城二十里许的上塘村，一间在公庄上下两圩之间的正子村里。”柏塘圩离博罗县城70华里，离惠州城90华里，交通比较便利，因此法教士也很注重在这里发展教徒。

1897年底至义和团运动时，西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更多的群众参加到反洋教的行列中来，反洋教之风愈刮愈烈。

在广东，1898年3月，法国向中国政府提出3项侵略要求，其中之一就是租借广州湾。清政府不敢做任何抗争，答应了法国的全部要求。但法方仍不满足，派军舰在遂溪县的海头汛武装登陆，占领炮台，焚屋伤人，四出侵占土地，企图以事实占领扩大侵略面积。遂溪知县李钟珏组织抗法团练，保卫国土。法军在遂溪连续受挫之后，法国政府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罢免两广总督谭钟麟，遂溪知县李钟珏也被革职离任。清政府在1899年11月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把广州湾租借给法国，期限99年。在历时一年多的广州湾划界斗争中，广东各地民众反应极为强烈，反法情绪普遍高涨。

柏塘教案前，博罗发生过这样几件事：澳头村吴姓教友与教外人朱姓争狗起争执，伸德辉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利用官府强迫朱姓赔偿损失；柏头村教民陈某与教外人杨某争坟地打官司，伸德辉拜见博罗县长，帮助陈某打这一场官司；徐禾田村廖、郑姓与高浦村吴姓打官司，伸德辉又助徐和田村打官司；曾捐助过教堂的柏堂富户刘万合图占良民朱贵和之妻，伸德辉帮助刘设计陷害朱，而使朱被判刑、被夺妻。

1898年10月间，柏塘地区的教徒与民众不断发生矛盾，导致惠州附属乡民颇不安静，并有杀伤教民，围攻村落的情况。10月10日两广总督谭钟麟派特使协同博罗知州率领4名军官和120名营勇到博罗弹压处理，达成一项案件处理协议：“13日晚上，大家达成了一项全面的协议，用300个皮阿斯特作为对天主教徒家庭损失的补偿，因为这些家庭至少损失了800个皮阿斯特。”这一协议完全偏袒教民方面，引起当地民绅不满。不仅如此，伸教士还坚持要求知县拘捕未缴纳赔款的人犯朱姓一人，知县不得已于第二天派差勇捉拿朱姓，不料众心不服，导致事件激化。

1898年8月29日，省委派郑公泽、知县张从禹，会同汛官黄致忠，传集讯究，值柏塘圩日（逢3、6、9日圩期），上千群众围观，门卫不能制止，继而群拥而入，郑、张、黄等恐生事变，即将两造交保候审，遣散市民。【此前，柏塘富家刘万合（曾捐资教堂）图占良民朱和贵（屯里村人，柏塘玗首饰匠）之妻，勾结申神父设计陷害，以申胸佩的十字架派人送交朱打首饰，后诬其盗“圣物”判刑遣役而夺朱妻。】

当日恰是县差行事拘捕朱贵和，然事前刘、申阴谋泄露，被朱妻舅父（黄塘村杨老秀才）获悉，串连亲友及刘的一些佃户相助，趁机击毙县差三人而脱朱。时为中午，集市正旺，杨秀才等敲锣聚众，鸣冤叫屈，高埔、徐禾田村民讼未息，民怨沸腾，屯里、黄塘村朱、杨等姓村民群情涌动，一呼百应，矛头直指教堂，要捉拿罪魁祸首申神父。申龟缩教堂，群众鼓噪。申放出恶犬并指挥恶教徒以枪、棒驱殴群众，进而开枪，射杀打伤几十人。群情更为忿怒，又闻官府派兵前来镇压，于是附近屯里、黄塘等村民纷纷抱来松枝稻草围堆教堂，纵火焚烧，教堂遂被焚毁。

柏塘群众火烧天主教堂并击毙申神父及恶教徒8人，法国侵略者于是向当地官府施压，并提出无理要求，扬言如不派兵镇压村民，柏塘将化为焦土。知县张从禹回属详报，随后病卒；汛官黄致忠畏罪自杀。惠州知府即着新任知县葛肇兰随同提督张春发前往查办，并向法国人“谢罪”。葛在张大兵压阵下，诛杀村民百余人，草草了结此案。并向法国人赔款2万元（官厅报账8万元）。

这一斗争虽暂时被镇压下去，但柏塘人民不畏强暴、英勇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却流芳千古，世代传扬，柏塘人民更加觉醒。此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二十七日陈纯反清起义，辛亥（1910年）张砚香（柏塘石花山人）统帅民军起义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等役，柏塘人民都在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中作出重大的贡献。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法传教士卷土重来，用所索赔款在柏塘天主教堂旧址建起新教堂。这座教堂，今存“授经堂”一间，长21.6米，宽9.5米，用灰沙筑墙（存于柏塘镇府内）。1985年县人民政府将这座教堂作为外国文化侵略遗址，列为第二批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资人们亲睹昔日百年屈辱遗迹，继承柏塘人民当年反帝斗争的革命精神，激励人民振兴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