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枭雄 窃国大盗袁世凯的疯狂一生

六君子，头颅送；

袁项城，顶子红；

卖同党，邀奇功；

廉与梁，在梦中；

这是一首流行于晚清的民间歌谣。歌谣中所揭示的一代枭雄袁世凯，其一生善于权诈机变，在政治斗争中连连得逞，从无名小卒到清廷重臣，从民国总统直至登上皇帝宝座。然而，纵使他曾经多么骄横跋扈，显赫一时，最终还是逃脱不了被赶出历史舞台的悲剧性命运。他的名字，永远被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1、崭露头角

袁世凯（公元1859-1916年），字慰庭，别号容斋，出生于河南陈州府项城县，故人们又称之为袁项城。因为袁世凯祖辈、父辈都曾在清廷中担任官职，所以袁氏家族在项城算是“汝南巨族”，极具威望。

由于从小过的是寄生安逸的生活，年少的袁世凯很早就染上了“游惰冶荡的纨绔恶习。他平日追求吃喝玩乐，爱游山逛水，生性放荡，顽劣异常。他经常与无赖少年交往，或游荡市井，或单独骑马到风景名胜闲逛，而花柳繁华处所他也不时涉足。因为那时的清王朝选取官吏仍沿用科举考试的老办法，所以袁家最初自然也希望袁世凯能够好好读书，将来以科举作为晋升之阶，从而光耀门庭然而，正如众多的纨绔子弟一样，袁世凯根本就不是什么读书的材料。虽然他前后两次参加了乡试，但结果都名落孙山，通过科举谋求荣华富贵的希望幻灭了。袁世凯羞愤至极，于是将诗书付之一炬，开始一门心思攀附与袁氏家族关系由来已久的李鸿章及其淮军集团。

公元1881年五月，袁世凯前往登州，投奔了淮军统领长庆">吴长庆。由于在此前的1877年袁世凯曾跟随其叔父袁保恒到河南帮办赈务，这使得他很快学会了官场上那一套虚伪、阴险和腐朽的作风。而这种作风很快就在长庆">吴长庆的帐下得到了试验。在长庆">吴长庆及其幕僚面前，袁世凯总是“谦抑自下”，极尽恭顺。且时常伪装忧国忧民，“作激昂慷慨之谈”，很快就取得了长庆">吴长庆等人的好感，不久他便被提拔为庆军营务处帮办，踏上了仕途的第一步。

公元1882年六月，朝鲜发生了“壬午兵变”，清廷派长庆">吴长庆率军镇压，袁世凯也随军前往。从此，开始了他政治生涯上的重大转折。袁世凯在镇压兵变过程中充分地表现了自己。他严于治军，果断地将7名不服从纪律的士兵斩首示众。在军事行动上，他表现得十分勇猛，亲自带领清兵杀死叛党数十人……袁世凯出色的表现赢得了长庆">吴长庆的信任，朝鲜国王甚至亲自接见了他，而清政府也因其“治军严肃，剿抚应机”而对其大加奖赏。

然而，野心勃勃的袁世凯是不甘在长庆">吴长庆手下做一名偏裨小将的。为此，他将眼光直接对准了李鸿章这位位尊权高的三朝元老。他经常越级言事，在密告中说了不少长庆">吴长庆的坏话。李鸿章于是渐渐疏远长庆">吴长庆，并最终调吴率三营回国，而庆字军的另外三营则落入袁世凯手中。袁世凯如愿以偿，长庆">吴长庆则含恨而去。

袁世凯深知“朝中无人莫做官”的道理，于是以“述职”为由，回国拉拢各种关系。他精通钻营之术，首先便极力拉拢大官僚周围的人物，包括亲友、幕僚，以至于门房大爷和上房老妈子等。他经常从这些人口中打探当权者的习性、嗜好和其他特点，随后再携厚礼登门拜访。由于摸清了一切底细，所以他就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往往对答如流，讨人欢喜。袁世凯回国跑了一趟，果然誉满京华，北京官场无人不知李中堂（李鸿章）手下有这么一位“后起之秀”。而李鸿章也因而提升袁为三品道员，叫他留在朝鲜改任“驻扎朝鲜总理通商事务”，年方26岁的袁世凯成了清廷驻朝的最高长官。直至公元1894年日本挑起甲午中日战争，并最终占领朝鲜为止，袁世凯在朝鲜前后共呆了十二年。

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彻底暴露出中国旧军队的腐败无能。清政府从陆军的惨败和水师的覆没中看到，完全依赖于原来的军队维持统治已经无济于事，各方面人士也痛切地感到应迅速改革旧军队，组建新军。清政府准备训练新军，给袁世凯登上新的政治舞台提供了一个契机。袁世凯闻风而动，请人写了一部《兵书》，用他自己的名字发表，制造轰动效应。也有人传说，马关议和时，伊藤曾向李鸿章问起袁世凯的近况。于是又有人出来替袁捧场：“日本人如此重视袁世凯，可见此人必有非常之才。”以上这些话在北京广泛流传，致使军机大臣翁同騄、李鸿章、荣禄等也称赞袁世凯“通晓戎机，才堪大用”。公元1895年十一月，清政府正式任命袁世凯在天津督办“新建陆军”。于是这位年方37岁的红道台成了清政府建立新军的创始人之一。

袁世凯向来崇信“有兵则有权”。他认识到新建陆军为全国编练新军的模范，而自己则为新军开山祖，日后扶摇直上必会成为全国新军的总头目。对他来说，这支新建陆军才是他货真价实的政治资本。因此，他从一开始接管军队起便对之倾注全部心血，事无大小，常亲自过问。在新建陆军中，袁世凯采用德国和日本建制，聘请了大批德国军官担任教练，并且随营建立了步兵、炮兵、工程兵和德语等各随营军事学校，培养和造就军事人才。这支军队虽然人数不多，但在当时的中国，也只有张之洞的自强军在装备和训练方面能够与之匹敌。

在训练新建陆军的同时，袁世凯也特别注重建立一支以自己为核心的新军班底。他首先从在朝鲜的庆军中挑选一些老部下担任各级军官。除此以外，他还从北洋武备学堂和其他军队以及李鸿章的推荐的人员中物色了一大批人才，其中最著名的有徐世昌、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等。袁世凯属下的军官名义上虽然是朝廷的臣子，但实际上同袁的关系带有浓烈的封建人身依附性质。后来他们都成为袁的亲信、死党和北洋军阀武装政治集团的要员，即所谓小站系军阀。从驻朝到小站练兵，袁世凯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军事羽冀也日益丰满起来。

02、卖党邀功

公元1898年，当封建统治集团大力推行练兵自强政策的同时，一部分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了“变法自强”的要求。为此他们发动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因为这个运动由光绪帝正式下令实行到彻底失败，前后历约100天，因此又称“百日维新”。

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等提出一系列新政建议，要求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这在京师官场上颇具影响，习惯于投机的袁世凯自然不甘寂寞。他很快在维新派组织的自强学会中表现得格外活跃，除自己解囊捐赠白银500两外，还到处为强学会募捐。官僚中认捐的也颇为踊跃，张之洞、刘坤一即为典型代表。

袁世凯虽然混迹于维新派中，但思想却与维新派有本质区别。他终日所考虑的不是怎样去改变腐败的社会，而是利用这个腐败的社会爬到它的最顶层。因此洋务派全盛时，他侈谈洋务，维新派流行了，他又附合维新，而对维新派表面上的支持也不过是他捞取政治资本的一个手段而已。

但是维新变法触犯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利益。顽固派对维新势力仇恨至极，必欲除之而后快。为此慈禧下令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使之掌握军政大权。京城一带也盛传十月份慈禧将偕光绪帝到天津阅兵，届时荣禄将废除光绪帝。天津阅兵的阴谋引起维新派极大的不安，他们赤手空拳，难以担当起保护光绪帝的重任。出于对袁世凯表面上的认识，康有为等向光绪举荐了袁世凯，并派谭嗣同前去“说袁勤王”。面对谭嗣同单刀直入的慷慨陈词，袁世凯假装满口答应，最后甚至说：“若皇上在仆（我）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但是谭嗣同走后，首鼠两端的袁世凯心下里却盘算开了，他意识到顽固派实力强大，维新派必遭失败。于是他不惜星夜进京向荣禄告密，光绪帝和维新志士遭到了出卖。紧接着慈禧太后大怒，发动了宫廷政变，重新垂帘听政。光绪帝被囚禁在南海的瀛台，维新志士也被朝廷悬赏追捕，康、梁逃走，谭嗣同、林旭、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弟同时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之难。袁世凯的告密使其深受慈禧赏 识，从此慈禧视袁为心腹，格外提携。六君子的鲜血为袁世凯的仕途淌出了一条终南捷径。

公元1899年爆发于山东、直隶一带的义和团运动是一次反帝反侵略的爱国运动，其影响震惊中外。由于袁世凯有小站新军作为后盾，加之其一惯的媚外政策，因而深得帝国列强赏识。各国使节极力要求清政府撤销原山东巡抚毓贤，并建议由袁世凯继任。同年，袁世凯正式就任山东巡抚。袁世凯顽固坚持自己的观点：“义和拳（义和团前身）实属匪类，以仇教为名，而阴逞不轨。”因此，他便把镇压义和团看作是解决祸乱的关键，而在处理地方民教问题上，他死抱住保护洋人、 剿灭团民的反动宗旨不放。由于义和团的原始刀矛抵挡不住袁军的洋枪、洋炮，不久，其首领王立言、朱士和、王玉振等数十人及一些团民惨遭杀戮。

1900年6月，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直隶义和团发展迅猛，并且大批涌进京城，慈禧为防止“祸起肘腋”免遭灭亡的命运，开始利用义和团来抵制与之有一定矛盾的帝国主义。对此精明的袁世凯也毫不含糊，他迅速变化其狡猾手腕：一方面，他驱令山东义和团北上助战，这样既可以减轻自己在山东的压力，又能表示对慈禧的衷心拥护。而对于留在山东的义和团他便趁机以“假义和团”“黑团”的名义加以诛戮；另一方面，袁世凯暗地里与各国大使达成协议：“内地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台）暂避”，三天之内将各州、县洋人安全护送至各通商口岸，洋人对袁更是感恩颂德。

后来，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天津，西太后狼狈逃往太原，后转西安。袁世凯料定慈禧出逃匆忙，必然物资供应匮乏，于是派人送去银21万两，贡缎200匹以及许多食物，慈禧对袁的“忠心”自然更是深信不疑。出逃前，慈禧任命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向侵略者求和，后来转而剿杀义和团。自此，袁世凯对义和团的剿办政策取得了合法地位，于是更毫无顾忌地逞起凶狂来。他颁令：“无论军民，凡练拳或赞成练拳者杀无赦”。并且指令各州县查抄义和团民的家产，变价作为对帝国列强或教民的赔款。袁世凯屠戮了数万名爱国者，保全了帝国主义利益，在清廷与洋人之间他如鱼得水、八面逢源，而李鸿章对袁世凯则尤其称誉：“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左者。”

1901年，李鸿章病死，死前李力保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于是，踏着人民的累累白骨，袁世凯迅速爬上了封建宝塔的最高层。1902 年，袁世凯又被任命为参预政务大臣兼练兵大臣，完全继承了李鸿章的衣钵，同 时这也为袁世凯扩充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袁世凯利用自己练兵大臣的身份购置西方先进装备，精心为自己训练了一支北洋常备军，这支军队很快成为全国实力最强的军队，而作为北洋军头目的袁世凯自然更是位极人臣，显赫一时。

03、东山再起

以汉族军阀官僚为核心的袁世凯集团，打着推行新政的旗号，以北洋控制朝廷，号令全国，对掌握中央政权二百多年的满族集团的政治垄断地位造成严重威胁。以载洋、铁良为代表的少壮派满族权贵千方百计企图夺回新政的领导权。这种敏感的满汉斗争，从1906年9月起由暗中勾心斗角，发展到公开倾轧。

1906年9月袁世凯上书提出裁撤军机处，设责任内阁。铁良等立即反对，并另外提出设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军权集中“中央”。在这场较量中袁世凯大败，被迫交出兵权，自己也被调往京师担任军机大臣，生活在皇族的监视之下。

西太后和光绪帝于1980年11月份先后去世。垂危之际，慈禧安排由3岁的溥仪继承皇位。年号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掌握军政大权。载沣为光绪帝的弟弟，对袁世凯素来没有好感，对其出卖光绪的行径更是深恶痛绝。因此他很想为光绪报仇，杜绝后患，也免使自己大权旁落。为了除掉袁世凯，载沣私下征询了奕䜣、张之洞的意见。奕䜣极力反对，并说：“杀袁世凯不难，但如果他的北洋军起来造反怎么办？“张之洞也认为国家刚换了新主，也不宜于轻易诛杀大臣。优柔寡断的载沣迫于无奈，最终只好退而求其次。按照张之洞的意见，载沣颁布了一道上谕，硬是以袁世凯患有斗足疾”为由，将其打发回河南老家。上谕这样写道：“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任职，若即开缺回籍养疴，以示体恤之至意。”袁世凯遭到强行罢斥，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袁世凯在如此极端不利的情况下离开京城，得以保住一颗头颅，其实也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而清廷放虎归山，必然自贻后患。

逝者如斯，很快袁世凯便在老家度过了两个春秋。在这不平凡的两年里，中国的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救国救民对腐朽的清王朝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击。1911年10月，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爆发了。革命风暴席卷了武昌城，革命火焰如火如荼，迅速燃遍全国，清王朝的革命力量的打击下，风雨飘摇。老奸巨猾的袁世凯对这种局面却很满意，他深信这必将给他带来转机，一线东山再起的曙光呈现在他眼前，令他振奋异常。

武昌起义爆发后，帝国主义将军舰开进武汉长江水面监视革命党人。他们表面上严守“中立”，实则准备物色一个强有力的走狗来替代即将灭亡的清王朝，而袁世凯无疑成为最佳人选。为了使袁世凯早日出山，帝国主义列强大造“非袁不能收拾残局”的舆论。受袁世凯重贿的内阁总理大臣奕䜣以及与袁世凯兄弟相称的协理大臣徐世昌也趁机提议重新起用袁世凯。载沣本不喜欢袁世凯，但迫于帝国列强的压力和奕䜣等人的拆台，最终也不得不考虑运用袁世凯来镇压革命。载沣自己盘算：如果袁世凯镇压失败，则可趁机立罪将其杀掉；如果成功，则另找借口削夺其兵权，然后再设法杀之。但是这只不过是他的一厢情愿罢了。

最初清廷发布上谕，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务。然而狡诈的袁世凯给予载沣的回复却是滑稽的：载沣以足疾为由叫他在家养病，如今他又以足疾未愈为由不肯受命。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袁又说等足疾痊愈后定然出山。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姿态正说明了袁世凯的勃勃野心，他显然是嫌湖广总督官小权轻，借机要挟载沣。果然袁世凯随后就通过徐世昌毫不保留地向载沣提出了自己出山的所谓六大条件：一、明年即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宽容参与武昌事件诸人；四、解除党禁；五、委袁以陆、水军全权；六、给予充足军费。很显然，一、三、四条是向南方革命党人灌迷魂汤，企图证明他是同情革命的，以蒙蔽革命党人，诱使革命党妥协分子向他投降。而二、五、六条自然要把军政大权全部从清廷手中抢夺过来。刚开始，这些条件载沣无法接受，然而革命力量进一步的冲击又迫使他不得不向袁世凯妥协。载沣一改顽固态度和办事迟疑的作风，连续下谕，逐步满足了袁世凯所提出的条件。到此，目睹全国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清政府即将土崩瓦解的袁世凯终于再也不解“稳坐钓鱼台”了。10月30日，袁世凯开始南下视事。听到宫廷准备逃走热河的消息，他害怕失去可供玩弄的工具，急电阻止“北狩”，清廷也趁势正式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攫取内阁总理大臣后，手握清政府一切军政大权，成为全国反动势力的总头目，而摄政王载沣反而成为徒有虚名的愧偏。

04、窃国大盗

面临清政府的腐朽溃败和革命力量的星火燎原，不同的政治集团常有不同的心态。而习惯于从乱世中发迹的袁世凯又为自己设计了这样一条道路，即以清政府为工具去压迫革命力昼，使尚不成熟的革命力拱屈服；另一方面又借革命力批去威胁清政府，从而获取全部权力。总之，他要最终成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

为此，袁世凯从出山开始便摆出一副同情革命的姿态，表示要以所谓的“文明手段”来对付革命党人，而他所谓的“文明手段”就是通过谈判“招抚民党”。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的老部下冯国璋率领北洋军连克汉口、汉阳之后，袁却并不命令他乘势急取武昌。对于“养敌自重”的道理，袁世凯自然深得要领。

当时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民主共和已是人心所向，阶级力量对比对革命愈来愈有利。然而，就在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刻，部分革命党领导人却缺乏将斗争进行到底的信心，反而为袁世凯所散布的和平烟幕遮住眼睛，错误地将其视为可争取的第三种势力，甘愿推举袁世凯为共和国总统，以换取革命早日“胜利”。这一切自然使一贯抱实用主义的野心家袁世凯大为动心，但碍于他当时所处的地位，还不便公开打出旗号。他“心然之，特口不能言耳”，只好“于各方面密遣心腹， 竭力运作，已则言共和政体如何不宜于中国，实则一俟运作成熟，遂尔实行”。

为收买革命党人，袁世凯到北京不久，即接见了刚从刑狱中释放出来的同盟会会员汪精卫，对汪一再表示自己早已同情革命。以后，袁世凯又指使长子袁克定同汪结拜为兄弟，借以笼络汪为自己效力。秉承袁世凯的旨意，袁世凯的得力心腹杨度伙同汪精卫等成立一个所谓的“国事共济会”，上书资政院要求“具奏请旨，声明实行停战”，并请旨召集国民会议，议决君主、民主问题。杨度等人的这一举动无非就是企图制造一个“合法”机构，推举袁为临时总统，使袁既能取得 中国最高统治者地位，又不致蒙被篡权的恶名。正如唐绍仪在稍后南下议和时所说：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和平解决，必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

为加紧攘夺民国总统的步伐，袁世凯奏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同革命党代表伍廷芳进行会谈，表面上唐绍仪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而实际他是携带着“国民会议”方案而来的。他秘密的任务就是取得革命党人推戴袁世凯为总统的确实 保证。所以他下车伊始，口风便已露出：“若推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室退位不成问题。”他又说，成立共和国，“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这些言谈完全道出了袁世凯议和的真正目的。

袁世凯一手向南方革命党人大摇其和平的橄榄枝，骗取总统职位；另一只手却紧握屠刀，肆意杀戮北方各省革命党人，以巩固自己的地盘。他想万一议和不成，亦可据北方各省与革命军对抗。关于这一点，袁世凯的另一心腹阮忠枢在奉命转告各地爪牙的密信中说得很清楚：“嵩目四顾，棘手尚多……目前多义，当在保待地方秩序，团结军人团体，联合各界感情，增长北方实力，最为当务之急。”这时，袁世凯玩弄两面手法，利用双方“全面停战”的时机，将北方诸省爱国人 士，悉以土匪之名。进行血腥杀戮，以迫使革命党人就范。

正当袁世凯竭力推行两面派政策的同时，孙中山回国了。孙中山以其崇高的革命威望，很快受到了南方革命党人的拥护。12月27日，17省革命代表齐集南京，共同推选孙中山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然而，即使是孙中山这样伟大的革命家也为袁世凯虚伪的面纱所蒙蔽。为顾全此前革命党人与袁达成的默契，孙中山也向袁世凯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孙中山以名孙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世凯得到了孙中山的保证，于是加紧逼迫清帝退位。所谓“君臣大义”，此时在利欲熏心的袁世凯眼里已是不名一文。

袁世凯素来相信“前加之以金银，后驱之以兵刃”，即可令天下屈服。为成功实施逼宫计划，袁世凯先将退位优待条件秘密告奕䜣，并说：“用兵实在无把握，为清室及满人安全计，自以为退位为上策。”取得奕䜣同意后，袁又装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样子，率领全体阁员上奏清廷，指出当前形势紧急，军事上日益陷入困境，所以希望皇太后召集皇族“速定大计”。无疑，袁世凯是希望皇族们主动提出“退位”，这样就可以使自己免落“篡权”的骂名。然而事实并非袁世凯想象的那般简单。皇族们对袁的奏折极力反对，对其险恶用心更是予以揭露，所谓“项城必欲出诸众之口，而众人皆不肯开口”，指的就是这种局面。

恰逢此时，北方一激进革命组织策划了一场谋杀袁世凯的行动。革命党人在袁回府的路上投放了炸弹，虽然袁的12名卫士当场中弹身亡，而袁本人居然分毫未损，侥幸得以躲过这一劫。袁世凯的天才表现在于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形势的能力。面对革命党人的刺杀，袁世凯故意夸大声势地在京城里实行了大规模搜捕和绞杀。行刺及对袁世凯的激烈报复最终消除了反对派对他的不信任，这对于向清廷呈递奏折而受到极尽指责的袁世凯而言，不啻是极有意义的进展。部分地为了避免挑衅性奏折将引起议论，袁世凯趁势以受刺为由，提出病休一个月。更为重要的是袁知道哪怕是他暂时的离职，都会给虚弱的朝廷以致命的一击。如此看来，他提出病休不过是一场把戏，实则企图逼迫皇室同意奏折中所提到的建议。

除此以外，袁世凯还收买宫廷内太监小德张等经常在宫中危言耸听，恫吓隆裕太后">隆裕太后。同时袁又密使手下北洋军将领40余名联名通电，催促清帝退位，声称此时退位尚有优待条件可言，逾期则后果自负。在袁世凯的内外交攻下，清皇室终于别无选择。1912年二月十二日，隆裕太后">隆裕太后以宣统名义颁布清帝退位的御诏。中国历时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既然清帝已经退位，孙中山自然也履行其诺言。这样，袁世凯以其狡诈的政治手腕正式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累累硕果，尽入袁氏骰中！

05、死有余辜

1915年，北洋军中盛传着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

袁世凯有午睡的习惯。一天他的书童到袁卧室为袁送茶，这时他突然看见袁的床上躺着一只癞蛤蟆。他一惊，手中的玉龙杯掉在地上摔个粉碎。书童大惊失色，匆匆跑出去向一位算命先生讨教。算命先生给书童耳语几句，书童心领神会。袁世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玉龙杯摔碎在地，于是斥问书童。书童答道：“刚才小人给老爷送茶，发现老爷床上横卧着一条五爪金龙，所以小人一时吃惊，不小心将杯子摔碎在地。”袁世凯听后心中窃喜，但表面上仍极为恼怒地斥责书童：“对外不可胡说！”

这个故事在军界中流传至少可以说明，到1915年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已经露出某些端倪。而事实上袁世凯称帝的险恶野心绝非自1915年始，至晚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就有成就帝王的打算。袁世凯半生匍匐于皇权之下，对帝王的淫威自然格外钦羡。更为关键的是，他想到自己一旦称帝，则自己子孙后代可以世袭君主，代代相传，绵延不绝……为此他不惜为称帝目标奋勇一搏，甚至铤而走险。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利用欧洲列强无暇东顾的机会，悍然派兵侵占中国青岛，并进而占领了胶济铁路。中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民族危机之中，对于日本的入侵，袁世凯清楚如想复辟帝制则日本的支持必不可少。因此表面上他对日一再提出抗议，以敷衍广大人民强烈的反侵略要求，而私下则暗送秋波，极力讨好日寇。狡猾的日本首相大隈窥破了袁世凯的称帝野心，决心乘机要挟。 按照大隈的指示，日本对袁提出了二十一条的要求，具体内容可以归纳为五项： 一、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二、承认日本对南满和蒙古东部的优 越地位；三、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四、所有中国沿海港口不得租与他国使用；五、中国政府聘请日本人为政治、军事和财政顾问。非常明显，这是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条件，是灭亡中国的条件!

虽然日本人的胃口远远超出了袁世凯的预料，但为了换取日本对自己称帝的支持，袁世凯是不惜孤注一掷的，在民族利益与个人私欲之间，他选择了后者。1915年4月26日，受袁世凯指示，陆征祥、曹汝霖在回复日本时宣布：二十一条，除第五条容日后协商外，其余即行应诺。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惟，悍然卖国了！为了替自己的卖国行为作掩饰，袁世凯命令御用报纸颠倒是非，把对外屈服投降说成是“双方交让，东亚幸福”，并开会庆祝“外交胜利”。然而消息一传开，群情激愤，抵制二十一条的爱国运动蓬勃发展。袁世凯见欺骗不生效，于是转而采用高压手段，疯狂屠戮爱国群众。对国内人民张牙舞爪，对帝国主义摇尾乞怜正是袁的一惯伎俩。

袁世凯接受了二十一条，自以为对日本送了厚礼，必然获得支持，于是加快了称帝的步伐。他所采取的手段大体上与四年前攘夺民国总统时同出一辙，即暗中指示手下爪牙以“国家危急，必须建立强国政权”为借口，上蹄下跳，四处煽动。而自己则在公开场合装出超然物外的样子，并用“毫无称帝之意”这句空话作为搪塞一切“劝告”的手段。

果然到六月份，爪牙们的活动见效了。中外到处传播着即将改行帝制的消息为袁的粉墨登场制造各种迷信征兆。诸如“上天垂象，帝星朗照”、“真龙显形”等等，哄传一时。虽然袁世凯仍然矢口否认有称帝之意，他甚至口头上假装抱怨“我连总统都不想做，哪有心思想着当皇帝？”但是背地里复辟帝制的活动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和当年组织“国事共济会”一样，这次杨度等又成立了一个“筹安会”，充当了袁世凯复辟的急先锋。“筹安会”公然四处活动，拼凑起所谓的各省请愿团向参政院投递请愿书，要求改变国体。与此同时，似乎与杨度等争功，梁士治、朱启钤、周自济等一批京官“唯恐失此攀附之良机，背拂新皇之圣意”，也见风使舵，极力拥护帝制。然而此时老练的袁世凯却并不急于登上帝位，他幻想制造出一种所谓的“民意”，这样更能给他复辟披上堂而皇之的外衣。为此梁士治、杨度等再度以“全国请愿联合会”的名义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并“另设机关，征求民意”“以定国体而国邦基”。

12月1日在袁世凯及其爪牙的导演下，恢复帝制的丑剧上演了。袁世凯强奸民意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国体投票”——所谓的民意选举。那天，从将军署大门到投票厅的路上布满了武装士兵，代表们从枪林中走过，自然多了一种恐惧感。接着，将军、巡抚出台发表演讲，痛坻共和，称颂君主立宪，要代表们慎重从事代表们投票是在监视人员虎视眈眈之下进行的。而且代表投票所用的笔杆和墨盒上都刻有“赞成帝制”的字样。监视人员往往手指墨盒上的字样连连催促代表们“快写”，而场外士兵也将枪栓拉得哗哗作响。在这种内外胁迫下，哪个代表还敢投反对票？

最后参政院统计结果：1993人参加投票，1993人赞帝制，无一人反对。紧接着大会又发给每位代表一本推戴书，推戴书上千篇一律地刻有如下45个字：“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总之，一切表明从请愿、国体投票到推戴，皇帝无不是袁世凯及其党羽直接操纵的结果。梁启超在他的《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中指出七：“则此一出愧偏戏，全由袁氏一人独演。”这是对袁氏阴谋一针见血的揭露。

袁世凯自导自演登上了“中华帝国“皇帝的宝座。然而在民主思潮不断高涨的年代，这种强奸民意的称帝丑行必不可免地要遭到历史的惩罚，不久他便自食其果。

1915年12月8日，以蔡愕、李烈钧等为首的革命力量在云南发动了护国运动，革命人士纷纷汇集南方，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发起了猛烈声讨。刚从日本回国的孙中山不失时机地发表了《讨袁宣言》，号召全国各界人士齐心协力，将反袁斗争进行到底，全国上下处于一片讨袁声浪中。帝国列强见袁世凯大势已去，也纷纷放弃了对他的支持，这对本就胆颤心惊的袁世凯来说，无疑更是致命的一击。

他因长期忧愤成疾，加之尿毒症并发，不得而治，1916年6月16日，这位惶恐憔悴的窃国大盗怀抱着对革命人民的恐惧和对列强遗弃的怨恨，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一命呜呼，是年57岁。他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结束了祸国殃民的一生。他死后，尸体葬在洹上村东北；洹上村车站曾立有他的一块神道碑，碑文被人们铲去，刻上了窃国大盗四个字，正是“丰碑去书标语，大盗身为窃国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