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刚
在那场实力悬殊的中美较量之中，志愿军将士用血肉之躯经受住美国先进武器的考验，维护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为新中国赢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虽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过去70年了，但是中国人民从未曾忘却那些为赢得这场战争胜利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英雄们。
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
志愿军烈士人数直到2014年才最终确认
上述数字并没有将志愿军烈士人数进行单独统计，直到2000年，新的统计数字才得以公布。2000年10月16日，《解放军报》公布了1992年各省、市、自治区统计的志愿军烈士在册人数，总数为171687人。按地区统计分别为：四川省30789名、山东省19685名、吉林省18260名、辽宁省13374名、湖南省10687名、河南省10673名、河北省10155名、黑龙江省8222名、江苏省7268名、山西省5853名、湖北省5167名、安徽省4151名、浙江省3732名、广东省3186名、广西壮族自治区2915名、陕西省2802名、贵州省2799名、江西省2162名、内蒙古自治区1683名、上海市1634名、云南省1482名、北京市1438名、甘肃省1041名、福建省982名、天津市977名、宁夏回族自治区461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61名、青海省48名。
为了使志愿军烈士人数统计更加精确，辽宁省丹东市的抗美援朝纪念馆，曾多方搜集资料，最初统计烈士数字是171669人，这些都是能查到姓名的志愿军烈士。随后在纪念馆工作人员的不懈努力下，通过民政部下发通知，同时派员下到除西藏外的全国480多个地级市2670个县区单位，从地方最基本的县区民政烈士名单里面，逐一进行核对。该馆于2006年公布的数字是志愿军直接战斗牺牲人数为183108人。随后经过民政部、总政治部梳理汇总各方面档案资料，对烈士资料逐一核实甄别，经过多次专题研究和比对核实，于2014年最终确认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这个数字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志愿军官兵、支前民兵民工、支前工作人员，以及停战后至志愿军回国前帮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生产建设牺牲和因伤复发牺牲的人员。
学术界、纪念馆和民政部门的同志们之所以极力把志愿军烈士的数字统计准确，不仅仅是对一项统计工作负责任，更重要的是每一个数字曾经代表着一个鲜活的生命，这些志愿军战士为了让新中国不受美帝国主义的威胁、赢得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每个人都背负着国家的使命、家庭的责任。对志愿军烈士统计数字负责，就是对生命的尊重，对英雄的敬重，对烈属的慰藉，对国家的尽责。
当时只有一部分志愿军烈士安葬在国内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由于客观条件所限，除了团级以上干部及特级、一级战斗英雄可运回国内安葬，大部分牺牲的将士都就近掩埋。1951年10月23日，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曾下发的《沈阳市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灵柩安葬暂行规定》中规定：“凡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放军及其他直接在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之团（或相当于团）以上干部，或由军（或相当于军）之领导机关批准的特等英模牺牲病故者，得依本条例之规定入园安葬之。”如1953年2月26日，特等功臣黄继光和一等功臣邱少云、孙占元三位烈士的遗体运送到沈阳，从当年3月3日起，全市各界公祭三烈士三天，3月6日灵柩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下葬。
这部分特级、一级战斗英雄和团以上干部的烈士，以及一些负伤的志愿军将士回国治疗后身亡的，主要被安葬在沈阳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丹东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和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安葬着123位烈士遗体,大多是1951年5月至1955年底,从朝鲜战场上运回到沈阳的。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始建于1951年5月1日,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五十军在丹东修建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最早的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264位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的烈士。其中人民英雄、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等有13位,团以上干部有8位。
丹东市抗美援朝烈士陵园
除此之外，丹东市的五龙背、花园沟、蛤蟆塘、七道沟、四道沟、浪头镇、凤城大堡等地,也有几处小型的志愿军烈士陵园和零散的烈士墓,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元宝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这些分散安葬的志愿军烈士,有姓名可考的,振兴区有612名,元宝区有622名,振安区有235名。另有部分无名烈士。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为抢救从抗美援朝前线转运后方的伤病员,当时的中南军区在赤壁市建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七预备野战医院。该医院的医护人员救治了1200多名志愿军伤病员。其中,陆续有142名伤势过重的伤员于1951年10月29日至1955年2月4日期间因救治无效牺牲。这些烈士被安葬在赤壁市志愿军烈士墓群。
在牺牲的烈士中有一个特例，即毛泽东之子毛岸英。1950年11月25日，志愿军司令部被炸，志愿军总部参谋毛岸英不幸牺牲。毛岸英是团级以上干部，按规定应该运回国内，彭德怀给周恩来发电报提出：“我意即埋在朝北，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经过，不愧为毛泽东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埋一处，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中央采纳了彭德怀的建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用大理石为毛岸英立了墓碑，墓碑的前面镌刻着“毛岸英同志之墓”7个大字。墓碑的背面，刻了一段碑文：“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一九五〇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青年的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彭德怀回国述职时曾专门向毛泽东报告了毛岸英牺牲以及将他的遗骨埋在朝鲜的经过。毛泽东听后，对彭德怀说：“革命战争，总是要付出代价的。为了国际主义，反击侵略者，中国人民把自己最优秀的儿女，组成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牺牲了多少个优秀战士。岸英是属于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你回去要讲，岸英是志愿军的一名普通战士。至于岸英的遗体没有运回国内，埋在朝鲜的国土上，体现了我们与朝鲜军民同甘苦、共患难的革命精神，也说明我们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凝成的。你们做得对，做得很好。”
随后，各地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成为当地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每逢清明节或重要历史纪念日，当地各界人士都会到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如1963年4月5日，沈阳各界人民到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扫烈士墓。瞻仰了抗美援朝烈士纪念碑和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孙占元、杨连第等烈士的遗物陈列馆。1980年10月25日，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30周年，辽宁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省政协、沈阳部队、辽宁省军区和沈阳市人大常委会、市人民政府、市政协的负责人以及省、市各界代表500多人，前往北陵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悼念先烈。1986年4月5日，辽宁省和沈阳市各界代表500余人前往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祭扫烈士墓。他们向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并在陵园陈列室里瞻仰了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等烈士的遗物。为抗美援朝战争捐躯的英雄们，祖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
大部分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
除上述少部分烈士国内安葬外，大部分志愿军烈士被安葬在朝鲜，基本上是在作战地区附近安葬。原志愿军第67军文化教员、作训参谋曹家麟，其所在部队主要是在金城地区。据其介绍：“朝鲜停战后的1954年5月，志愿军总部召开了修建烈士陵园工作会议。会后，67军在军师两级组成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和办公室，从当年6月初至11月底，在金城地区7440平方公里的地区内，在查对烈士、制碑(均为水泥墓碑，在碑上刻有烈士姓名)、制棺、选址修建和移葬等程序中，尽量改造原有陵园墓地，少建新陵园，相对集中，67军共接收和查出烈士陵园墓地1271处，烈士20116名，移动烈士4582名，制棺4531口，补充制作墓碑19980块，修建陵园墓地373处。此外，54军在金城地区有4个烈士陵园，共安葬了1468名烈士。”
最早提出修建志愿军烈士墓、进行纪念的人应该是周恩来。毛岸英牺牲时，毛泽东正通宵达旦地指挥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二次战役，且毛泽东正患感冒。周恩来与刘少奇商量后，决定暂时瞒着毛泽东，只将此讯告诉杨尚昆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1951年1月2日，周恩来才写信告诉毛泽东，毛岸英已于前一年11月25日在朝鲜牺牲，并建议“当在大榆洞及其他许多战场立些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烈士墓碑”。
1954年4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向全军发出关于修建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塔的指示，并成立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专门指导这项工作的进行。志愿军各部队的领导机关也都成立了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在各部队首长的领导下开展筹备工作。同年8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修建委员会决定，在朝鲜牺牲的烈士将根据原掩埋分布情况就地选择地址，适当集中修建烈士陵园，树立墓碑和陵园碑，并在云山、价川、长津湖畔、上甘岭、金城、“老秃山”等著名的战地和其他具有重大纪念意义的地方，修建烈士纪念亭。还决定在开城、元山、新义州三市各修建一座具有永久纪念意义的烈士纪念塔。随后，中国政府拨出专款，在朝鲜建起了8处志愿军中心烈士陵园。位于朝鲜桧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是朝鲜几十个志愿军烈士陵园中规模最大的一个。陵园由下至上分三层景观，在第三层的墓地里，包括毛岸英在内的134名烈士长眠于此。另外7处志愿军烈士陵园分别位于云山、价川、长津湖、开城、上甘岭、金城、新安州。
毛岸英的妻子刘思齐曾多次到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扫墓。1959年第一次给毛岸英扫墓。临行前，毛泽东嘱咐刘思齐：“代我问岸英好。说我很想念他，爱他，但我无法去看他。”流露出一位父亲对自己已逝孩子的无尽思念和痛彻心扉的悲伤。刘思齐回来后，向毛泽东汇报扫墓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你有机会时，去看看岸英牺牲的地方。”刘思齐后来几次去给毛岸英扫墓，或者跟随国家和军队的代表团出去，或者自费参加旅游团，但都没能达成心愿。在党中央的关怀下，2006年5月毛岸英烈士亲属代表团访问朝鲜。刘思齐终于来到毛岸英的牺牲地——大榆洞，完成了毛泽东的嘱托。
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朝鲜时，经常会到桧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举行纪念活动。如1958年周恩来访问朝鲜时，曾于2月17日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敬献花圈、瞻仰烈士碑。2009年10月5日，在朝鲜访问的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代表团全体成员等专程前往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凭吊。2000年和2010年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都赴桧仓祭奠埋葬在该陵园的志愿军烈士。
每逢重要纪念日，朝鲜党和政府领导人也会到桧仓陵园纪念志愿军烈士。如1955年10月25日，志愿军领导机关举行烈士陵园落成典礼时，朝鲜人民代表团代表金日成献花圈。1958年3月13日，金日成亲自到志愿军烈士陵园献花圈。2018年7月27日，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65周年之际，金正恩前往桧仓志愿军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并对志愿军的丰功伟绩和朝中友谊予以高度评价。
2020年10月21日，金正恩参谒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
限于战争条件，有些志愿军烈士被就地掩埋。随着时间推移，在朝鲜境内的志愿军烈士遗骸被陆续发现，得以重新安葬在烈士陵园。1989年11月1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骨在朝鲜江原道铁原郡检寺里一座山坡上被发现，遗骸旁还发现了两枚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章、一张空白临时介绍信和一些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发行的纸币。这是35年来在朝鲜第一次发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11月22日，这些遗骸被隆重安葬在开城市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安葬仪式由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外交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和开城市共同举办。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李钟山上将、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朝中方面首席委员崔义雄少将和朝鲜有关方面负责人出席了安葬仪式。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武官王大惠大校、军停会朝中方面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首席参谋赵嗣安大校等也出席了安葬仪式。
当前我国已具备将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遗骸接回国的实力，之所以不将其迁葬回国，主要是出于凝聚中朝友谊的考量。根据当时中朝双方达成的共识，牺牲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原则上安葬在朝鲜，一般不实施回迁。正如金正恩曾说过的：“朝中关系并不只因地理上靠近，而且因互相献出自己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战斗友谊和真诚信赖而紧密结合在一起，发展成为特殊而巩固的友好关系。世世代代永远相传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的丰功伟绩，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和崇高使命。”对于单独就某位烈士遗骸迁回国的问题，由于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墓大多为合葬墓，数量较多，因此单独迁葬个别烈士遗骸，基本不具备可操作性。这些安葬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日夜守护着自己曾用鲜血和生命捍卫的大地，必将使中朝友谊之花盛开不衰。
出自：党史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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