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全人类历史的文明之光：“四大发明”是如何改变世界的？

其实早在17世纪，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新工具》中，便列举出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种东西已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第一种在文学上，第二种在战争上，第三种在航海上。由此又引起了无数变化。这种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科学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此时培根已经率先察觉到了三者作为撬动历史新工具的作用，但对于其源流却没有清晰的追溯。

1838年，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接触到中国古代文明，在其著述中也讲到了“三大发明”：“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他们的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麦都思首次突出了发明权的归属问题，但依旧停留在“三大发明”阶段。当然，我们更可以相信，培根和麦都思并非不了解造纸术，而是与多数人一样，将造纸术和印刷术视为一个整体。很快，造纸术就被从隐含的提名列表中被剥离出来了。

传教士艾约瑟（Joseph Edkins）在其1859年出版的《中国的宗教》一书中比较了中日两国的文明，曾将四种发明并列，指出“他们（日本）没有如印刷术、造纸、指南针和火药那样值得夸耀的非凡发明与发现。”自此，“三大发明”到“四大发明”完成了形式上的过渡，此后的诸多学者都开始采用“四大发明”的说法。

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四大发明”说，来自美国学者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在他1925年出版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一书的序言中写道：

“四大发明（Four Great Inventions）在文艺复兴初期之欧洲的流播，对近代世界的形成起过重大作用。造纸和印刷术，为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使教育普及成为可能。火药的使用，消除了封建制度，创立了国民军制。指南针导致发现美洲，从而使世界全局代替欧洲一隅成为历史的舞台。这四大发明以及其他的发明，大都源自中国。”

在此后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西方和中国的学者中间，“三大发明”和“四大发明”说在许多场景得以共存。30年代之前，中国教科书记载：“中国技术有功世界者三事：一为罗盘，二为印刷术，三为火药。”30年代后，“四大发明”就正式进入教科书的知识体系了。

再如常常被误认为是“四大发明”提出者、科技史家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1946年10月，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次演讲中便说：“中国人最伟大的三项发明无疑是造纸及印刷术、磁罗盘和黑火药。”并在之后的出版物中不忘为中国发明权“正名”：“弗朗西斯·培根认为，造纸术与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项发明对于彻底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分开，比任何宗教信念、任何占星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但他把这些发明的起源看作是‘模糊不清的，湮没无闻的’，他至死也不知道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的发明。我们已尽我们最大努力使这类世界纪录恢复了本来面目。”为此，李约瑟完成了《中国科学文明史》的撰写，并明确总结：“在中国完成的发明和技术发现，改变了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并因而也确定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

艾约瑟（1823—1905），字迪瑾，英国传教士和汉学家，是“四大发明”说的早期提出者

历经补充演变，如今“四大发明”作为专门名词被写进了百科全书，得到世界各地绝大多数人士的共识。尽管围绕其中的争议一直也没有间断，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在中国完成的发明和技术发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发展进程。更深一步，无论“四大发明”起源于哪里，它们都是改变全人类历史的文明之光——“指南针使地理大发现成为可能，造纸术有助于人文精神的传播，火药推动了欧洲社会历史的变革，印刷术为文艺复兴准备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