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比起安史之乱前,大唐王朝远播四方的强大荣耀来,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却也有个公认亮点:命硬。
安史之乱结束后,差点被要了老命的唐王朝,也基本是被大放血:河西走廊和安西尽数沦陷,吐蕃的铁蹄一度杀到长安眼皮底下。中原大地也是藩镇四起,各处藩镇画地为牢,动不动就与唐王朝叫板,内部还有宦官朋党来回折腾。中晚唐一个半世纪里国都沦陷了六次,天子也外逃了九趟,每一次都是眼看要凉凉的模样。但即使这样,这内外交困的大唐,竟把这绝大多数的难关都挺了过去,硬是苦撑了150年。
而且除了硬撑外,这风雨飘摇的一个半世纪里,唐王朝还又缔造了一系列治国业绩。一度打服藩镇重创吐蕃,几乎追近了盛唐时代的荣光。如“元和中兴”“会昌中兴”“大历中兴”等辉煌时代,更是闪耀史册。再对比一下安史之乱刚落幕时,唐王朝那一片烂摊的模样,就更得感慨一声:百病缠身的唐朝,能苦撑一个半世纪,确实是个奇迹。
为什么能有此奇迹?除了后世史家大书特书的,中晚唐各位帝王将相们的彪炳功绩外,下面三个看似不起眼的因素,却也是大唐“命硬”的重要原因,甚至比起流光溢彩的“唐朝英雄”们来,这几个因素,更有着超越历史的思考意义。
因素一、通海夷道
一场安史之乱,唐朝遭受的一大重创,就是被“断血”。作为丝绸之路主干道的河西走廊与安西要地,几乎全落入了趁火打劫的吐蕃之手。除了取道回纥的草原丝绸之路外,大唐对外的陆路交通几乎被断绝,经济损失无比惨痛,战略态势更严重被动。坐拥丝绸之路的吐蕃,除了能轻松享受“红利”,更拿丝绸之路当跳板,一次次对唐朝发起打击,甚至连长安都一度落入其手。
但是,就是在这惨淡的态势下,千里之外的东南大地,另一条对外要道,却悄然为唐朝搭起了“新血管”:通海夷道。随着唐朝造船技术的进步和对外贸易的火热,东南的海上贸易,也进入了繁荣期。以同时代阿拉伯人的记载,当时性能优良的唐朝船由于体积太大,竟连波斯湾都开不进去,每次造访中东,都得提前换小船进港。
而在安史之乱大幕落下,河西走廊一片血雨腥风的年月里,劈波斩浪的大唐海船,却早为唐王朝开出了新路:以《新唐书》记载,这条“通海夷道”以广州为起点,主要分为一条线路,一条向南抵达印尼爪哇,一条向西抵达伊拉克巴格达,还有一条更是延伸出去,直达东非海岸。换句话说,当时从广州乘船出发,就可通航全世界。
于是,从中晚唐年间起,原本就贸易火热的广州,更进入了高速发展阶段。当时唐朝在广州实行优惠的贸易政策,“百分之三十”的低关税与唐朝政府高效的行政效率,更叫广州吸引了世界各国的外商。唐代宗大历年间时,每年造访广州的外国商船,就有四十艘之多,广州的港口上停泊着“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阿拉伯旅行家苏莱曼的笔记里估算,中晚唐时期,仅广州一地的“外国常住人口”,就有十二万人之多。
火热的海外贸易,不但令“海外宝货”大量涌入,更让丝绸瓷器等中国物产源源不断出口,赚取丰厚的利润。在陆路丝绸之路断血的情况下,大唐的海外贸易,从此成了新的经济增长点。甚至到了晚唐黄巢之乱的前夜,为了方便丝绸的生产和出口,广州城一度大面积栽种桑树。火热的贸易利润,也给极度“缺钱”的大唐王朝,每年及时补血:“上足以备府库之用,下足以瞻江淮之求”。困境里的大唐经济,就这么被“通海夷道”盘活。
同样重要的还有政治意义,安史之乱后,广州除了是经济重镇,更是外交的“窗口”。唐朝除了要应对一拨拨藩镇叛乱,西线更要面对吐蕃的磨刀霍霍。唐德宗年间时,名臣李泌制定“困蕃之策”,通过联络大食、南诏、回纥等“邻居”反制吐蕃。可河西走廊已经沦陷,联络大食就只能走海路。于是大唐的外交使节们也临危受命,一次次从广州出海,冒着风浪跋涉万里……
因素二、茶叶贸易
而比起这条“黄金通道”来,另一个新兴的“黄金产业”——茶叶贸易,更对大唐有着救命的意义。
小小茶叶贸易,对大唐能有多少意义?这意义,可大了去了,虽然中国人喝茶的习俗历史悠久,但直到唐代时,饮茶风气才风行全国。中晚唐年间起,多山地丘陵的江西地区,茶叶已大面积种植,仅是在江西景德镇市的浮梁县,当时每年就“出茶七百万跎,纳税十万贯”。白居易《琵琶行》里那句“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说的就是当时江西茶叶火热贸易的盛况——每年茶叶成熟时,唐代四方商人都云集江西,带着真金白银来卖茶。
这些引发火热交易的茶叶,当时最重要的一条贩运线路,就是沿漕运送到长安后,再贩运到回纥西域等地。这条贸易线路带来的,可不止是丰厚的经济收益,更用大唐国防建设的重要筹码:安史之乱后,产马的河西走廊沦陷,大唐原本用于丝绸之路贸易的绸缎绢帛大量减产,可为了对抗吐蕃,大唐依然急需优质战马组建骑兵。茶叶,就成了新兴的“刚需”货物。
比起强敌吐蕃来,当时作为大唐“实在亲戚”的回纥,虽说和大唐也时战时和。但茶叶,却是回纥当时最不可缺的宝货。为了大唐的茶叶,回纥与大唐昔日的“绢马(丝绸换战马)贸易”,被新兴的“名马市茶”取代。大唐可以用优厚的贸易条件,源源不断从回纥获得战马,安史之乱后一度萎靡的唐军,也经过这一番苦心建设后满血复活,再度拥有了强悍的骑兵部队。
同样重要的,还有李泌的《困蕃之策》,在这个谋略里,回纥的态度才是成败的关键。而有了每年繁荣的“名马市茶”贸易,回纥的“立场”也就有了更稳定的保障:别管有多少过节,就算为了茶叶,也要铁了心站“实在亲戚”大唐这边。所以一度攻陷长安的吐蕃,这才陷入了“困蕃之策”的大坑,到了唐德宗年间时已“兵众寖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对唐朝国防安全的威胁大大减轻。
因素三、淮颍水道
但俗话说得好,打铁还要自身硬,唐朝能解决这个国防难题,关键还是重建了一支强大的西北唐军。这支军队不但多次力挫吐蕃,更在后来唐宪宗的“削藩”战场上大显身手。可要想组建强兵,粮食问题更是关键,这,就是大唐“命硬”的“另一因素之——江淮漕运里的“淮颍水道”。
哪怕在盛唐年代里,唐朝强国的一大支撑,就是发达的漕运。东南充足的粮食,每年通过漕运输入关中平原,最多时每年多达两百万石。安史之乱后,唐朝的漕运也惨遭打击,输送量基本只剩了盛唐年间的一半多一点。但即使如此,这也是此时大唐的“救命粮”。
而在唐朝各条漕运线路里,江淮漕运更是意义重大,这条线路可以把充足的东南粮食,一年年供应长安、可在中晚唐时代里,这条线路也是风险最大,藩镇割据的局面,导致漕运线路经常被阻断,特别是唐德宗年间时,各地藩镇如果作乱,首先目标就是“江淮漕船”。如果这条“血管”不通,唐王朝基本就是提前“歇菜”。
所以,自中唐年间起,唐朝的统治者,都把漕运的重点,盯在了“淮颍水道”。这条水路沟通关中与东南,是整个江淮漕运线路上最重要一段。于是从唐代宗年间起,唐王朝就不惜血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疏通河道。终于在唐宪宗年间时彻底完成了改造——唐朝打通了“琵琶沟”路段,将这条水路大大缩短。
而其中的意义,也是立竿见影:唐德宗贞元二年时,沿着江淮漕运送来的漕米,就曾让唐德宗喜极而泣:“吾父子得生矣”。唐宪宗年间,随着淮颍水道的治理完成,唐王朝以畅通的物资供应,支撑了平定淮西藩镇的战事,特别是琵琶沟的开通,更让“师人坐受其饱”。而东南丰厚的贸易收入,火热的茶叶交易,也是沿着这条水路贩运四方。可以说,就是这样一条路,给百病纠缠的大唐心脏,艰难“搭了桥”。
如此“搭桥”的贡献,抛开王朝兴衰的立场,自然也有多少感慨收获在其中。
参考资料:张经纬《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卢厚杰《唐代财经问题与国家治理研究》、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中国航海学会《中国航海史》、张世民《杨良瑶:中国最早航海下西洋的外交使节》、《新唐书》
下一个: 古人睡觉为何爱头朝东?睡觉朝向有何寓意
相关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