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渝
庙堂已笼罩在一片主战呼声中，还是有少数人敢于提出反战之声，其中以刑部右侍郎何文渊和翰林院侍讲刘球为代表。他们的地位固然难以和司礼监的王振以及同样主战的英国公张辅、靖远伯兵部尚书王骥等人相比，但这两位大臣的意见却没有掺杂党争与权力因素，是真正从社稷角度出发的忠言。
明军准备二次大举征伐麓川之前，何文渊上疏劝谏出兵，他认为“麓川之在南陲，一弹丸之地而已，疆里不过数百”，大军征伐固然攻无不克，但其地其民不易以武力长期控制，应该“宣扬圣化”，攻心为上，招抚为主，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没有必要劳师远征。然而何文渊的上疏很快就遭到主战派攻击，他们认为此举是示弱于外邦，养患于边境，彻底否决何文渊之意见。在王振等人的强烈支持下，英宗于正统六年（1441）正月十七日下令各省调集兵力，合兵15万征伐麓川，择日出发。眼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偏偏又有人冒死劝谏，此人就是刘球。
相比何文渊的劝谏，刘球在圣旨已下、大军将开拔之际挺身而出无疑更需要勇气，而他那篇著名的《谏伐麓川书》更是一针见血地说出了明帝国的危机所在。对于西南一隅的麓川，刘球的意见与何文渊大体相同，主张招抚为主，反对兴师动众。最可贵的是他在正统六年就明确指出真正的边患在北不在南，刘球说：“至如北虏,犹古玁狁、匈奴，世为边患。今虽少抑，然部曲尚疆，戎马尚众，未可保其终不寇边。居安思危，此维其时，乃欲移甘肃守将以事南征，恐沿边将士意谓朝廷必以此虏为不足虑，遂生怠心，弛其边防卒然有警,恐致失措。”
刘球在劝谏奏章中的分析条理清晰，道理明确，而且完全站在明帝国边疆安危之角度。他早已看出边患在北不在南，而朝廷却以为北部的鞑靼、瓦剌不足为患，边防废弛，十分危险。即使英宗南征之意已决，他仍上书请求英宗收回成命。刘球语重心长的劝谏自然也未能改变英宗的决定，换来的反是王振的记恨，为日后个人命运的悲剧埋下伏笔。晚明文人陈子龙评价说：“上此疏，王振不从。其后北边空虚，酿土木之变者，亦半系于此。”
朝廷发动第二次麓川之役，战争从正统六年（1441）开始，一直持续到正统八年（1443）仍未结束。在此期间，明帝国权力也经历了重新分割，首先是张太后去世，王振的司礼监一家独大，愈发飞扬跋扈不可制。正统八年（1443）五月，刘球被王振迫害身亡，死无全尸。几乎在刘球惨死的同时，英宗再度下令向麓川增兵，发兵5万，转饷士卒50万。到正统九年（1444），明军取得阶段性胜利，一度俘虏了思任法妻子和儿媳，思任法败走缅甸。次年，思任法被缅甸送回，被明云南千户王政所杀，明军开始在麓川战役中占据压倒性优势。思任法死后，其子思机法占据孟养，并派遣其弟到京谢罪。但沉浸胜利气氛中的英宗和王振坚持必须让思机法亲自赴京才罢兵，思机法担心有不测而未成行，滇西战事仍未结束。
不过此时明军胜券在握，到正统十三年（1448）春，明靖远伯王骥奉英宗之命提督军务，指挥明军再度发动大规模进攻，这次攻势非常凶猛，思机法所据守的鬼哭山、茫崖山等地先后被攻破，思机法本人也不知所踪，明军乘胜追击，一路推进至金沙江西岸的孟养。思机法失踪后（很可能已死于乱军中），其余部大为恐惧，说“自古汉人无渡金沙江者，今王师至此，真天威也”。
王骥认为滇乱已平，正欲凯旋，没想到思机法残部又拥立思任法幼子思禄举兵，再度攻占孟养。然而王骥此时也已精疲力竭，于是与思禄商议，给予其名分让他管理诸部，仍居孟养，并在金沙江畔立石为界，相约盟誓：“石烂江枯，尔乃得渡。”一切和平解决后，王骥心安理得地班师回朝，并以“大捷”奏报英宗。至此，长达十年的麓川之役告终，此役“以一隅而骚动天下”，明军劳师远征，长年作战，极大地耗损了帝国的综合国力。而且王骥刚班师，滇西各部又开始出现骚动。当然这并不影响血气方刚的明英宗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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