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晔旻
为了弥补京城地理位置的先天不足，在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绵延万里的边防线上，明朝不得不仰赖辽东（今辽宁辽阳）、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今山西大同）、延绥（今陕西榆林）、宁夏（今宁夏银川）、甘肃（今甘肃张掖）、蓟州（今河北蓟县）、偏关（今山西太原）、固原（今宁夏固原）等九个重镇（“九边”），形成了“数千里声势联络”犄角相依之势。这样做的代价则是明朝的财政仍旧常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每年从全国各地征收的租税库帑中，都要拨出大量白银用于购买粮食、布帛、花绒等军需物资和“边饷”的供应。
即便如此，明廷仍旧做不到安枕无忧。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扰边”的主动权不在明廷而在草原诸部。鞑靼、瓦剌自不待言，即便是名义上臣服明朝廷的“兀良哈三卫”同样叛服不定，甚至曾于1439年至1442年期间，连年深入密云（今北京密云）、广宁前屯（今辽宁绥中）等地大肆袭扰，杀捕人口，掠夺大量牲畜、粮食以及种种日用品。
山西大同明城墙的夯土遗迹
这倒未必完全是因为“北虏”好战成性，而是颇有“其势如此，不得不为之”的意味。元朝灭亡以后，漠北经济地理上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蒙古汗国与元朝依靠汉地人力物力建设起来的城市及其附近的屯田农业迅速衰亡，“工匠和农民的居住地区，也完全消失了”。洪武年间（1368—1398），蒙古诸部的经济形态急速退回到了单纯畜牧业。更令其处境雪上加霜的则是明朝无情的经济封锁。“蒙古人进入了比成吉思汗前还更加孤立的状态。”“蒙古和文明国家之间的商贸关系当时几乎完全中断。”在游牧业与农业（包括手工业）两种类型经济之间必需的正常交换被无情切断的情况下，在明朝建立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漠北草原牧民甚至无法获取维持基本生产、生活所必不可少的粮食、布匹及其他手工业品。宣德九年（1434），大同总兵郑亨就向朝廷报告，前来投降的鞑靼军民“衣裳坏弊，肌体不掩”。其困窘之状，着实令人心碎。
为了解决最为迫切的衣食等困难，蒙古各部的领主只能通过“强盗式的侵略”来缓解自己的经济困难。周期性地向中原发动“扰边”，成为他们获得日常生产和生活必需物品补充的唯一手段——即便他们为取得这些物品而发动的冒险掠夺征战往往要付出得不偿失的血的代价——因为当时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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