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山
于谦一直在监察御史的任上,官声很好,朱瞻基更加重视于谦。由于中原流民问题逐渐严重,各地农民反抗时有发生,政府的赋役来源也受到影响。此时各省的地方系统,布政司管钱粮赋税,都司管军事,按察司管司法监察,遇到抗税暴动这种事还要三方协调,效率低下。宣德皇帝希望在各地设立一个有权柄的最高地方行政职务,因此选派六人,于谦位列其中。原本于谦级别不够,还是皇上亲自写条子到吏部,为他特批的(“乃手书谦名授吏部”)。此后明朝官制中正式出现巡抚一职。于谦以兵部右侍郎衔兼都御史,巡抚山西河南。旧时巡抚常自称“本抚部院”,指的就是他身兼巡抚、兵部侍郎和都察院御史三重身份,行政、军事、司法一把抓。这一年,于谦才33岁。
于谦到达任上,马上开仓放粮,同时鼓励富户主动降低粮食卖价,并进行表彰。朝廷拨付的救灾款也很快派发下去。同时,虽然中原旱灾,但湖广、四川粮食大丰收,于谦还派人携带公文,前去购买粮食运回灾区。又在秋闲后组织农民修筑堤坝,还减免赋税,很快山西、河南两省的经济得到了恢复。此时是明朝首次设立常设巡抚一职,于谦一个人要管理山西、河南两个重要的省份,只能冬天在太原办公,夏天移到开封,往来19年。山西北部是边防前线,于谦在任上写了不少边塞风格的诗作,如“健儿马上吹边笳,旌旗五色如云霞。紫髯将军挂金印,意气平吞瓦剌家”。胡笳声咽,身在山西的于谦对塞外的威胁看得真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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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在巡抚任上19年,刚上任时,朝中是著名的三杨内阁,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位贤臣辅佐宣宗,政治清明,于谦进京奏报也一向不走关系不送礼。而三杨在英宗朱祁镇继位几年后先后病故,英宗日渐宠幸王振,世风日坏。幕僚也了解于谦的性格,并不指望他也用重金打通关节,只是建议他此时进京奏对应该备些地方土特产之类,如绢帕、蘑菇、熏香用的线香,于谦又很潇洒地说出了那句名言,他只带“两袖清风朝天去”,然后在朝堂上推荐了两个同事,王振党羽弹劾于谦因为长期未得晋升而心生不满,擅自推举人代替自己。
其实那点土特产原本也不会让王振如此斤斤计较,此时朝中有个御史的名字和于谦很像,骂过王振。王振一看于谦进京了,再一查也做过御史,就想当然认为那个冤家就是于谦。在没直接得罪任何人的情况下,巡抚于谦差点丧命,在大牢里蹲了三个月。百姓知道于谦下狱,联名上书。王振发现是个误会,于谦终于获得自由,但被调任大理寺少卿——一个主管司法复核,没有行政权的京官,实际上是明升暗降。结果河南山西的官民组织几千人进京上访要求挽留于谦,连就藩太原的晋王、开封的周王也替于谦说好话,可见于谦在巡抚任上将两省上下各方面利益关系都平衡得很周到。不久于谦官复原职,一年以后因为母丧回乡,守孝完毕回京后调任兵部左侍郎。结果回到北京第二年,遭遇了土木堡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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