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罗山
在朝中有两人对于谦仇恨最深。其一是徐有贞，就是土木之变后第一个主张迁都的徐珵，被于谦呵斥之后，仕途非常不顺。他曾托于谦举荐自己当国子监祭酒，于谦把他名字报上去的时候，朱祁钰可记得，说这人不就是当初要迁都的那家伙吗，这种人掌管国子监，学生能学好吗？徐珵对于谦心怀怨恨，觉得一定是于谦从中作梗，对于谦恨得咬牙切齿。听从大学士陈循的建议，徐珵改名徐有贞，瞒天过海躲过了景泰帝的黑名单，在治理黄河上颇有作为，景泰七年，官至左副都御史。
其二是石亨，原本败军之将，全靠于谦保举，立下战功，而且还加封世侯。石亨觉得自己功劳不如于谦，得了这么大的封赏有点不好意思，就给皇上上书推荐于谦的儿子。结果于谦在皇上面前推辞，还把石亨数落一顿，石亨从此恨透了于谦。此外，于谦也没少弹劾人，得罪的人就更多了。就这样，在徐有贞家中，南宫复辟的政变阴谋出炉了。
后世总有一种疑问，石、曹、徐搞那么大动静，执掌兵部总督十团营的于谦事先知道夺门之谋吗？他能阻止吗？
明末史学家谈迁在《国榷》中认为于谦知情：“于少保最留心兵事，爪牙四布，若夺门之谋，懵然不少闻，何贵本兵哉！或闻之仓卒，不及发耳！”只是由于事起仓促，应变不急。正德、嘉靖年间的文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馀》中说：当石亨推动复辟的时候，于谦之子于冕得悉后报告父亲，于谦呵道：“小子何知国家大事，自有天命，汝第去！”之后朱祁镇被从南宫拥出，于谦“神色不变，徐徐整朝服，入就班行”。明人屠隆说：“夺门之役，徐石密谋，左右悉知，而以报谦。时重兵在握，灭徐石如摧枯拉朽耳。……方徐石夜入南城，公悉知之，屹不为动，听英宗复辟。”
即便上述史料有一定可信度，但考诸当日形势，于谦恐怕很难有所作为。夺门之变的实质是孙太后、朱祁镇与朱祁钰的政治斗争，于谦阻止石、徐不难，难的是如何善后。朱祁钰即位的合法性并不来自乃父宣宗，而是来自孙太后的敕书，那么朱祁钰病危，孙太后复立朱祁镇当然也是合法的。要想彻底否定这个合法性，只有废黜孙太后，将“谋逆”的朱祁镇废为庶人再赐死，那么于谦将如何面对未来登基的朱见深？如果迎立外藩，那么朝局势必更加动荡，其他藩王打着“靖难”的旗号再来一次不是不可能……总之，如果于谦当日有所行动，那么他就不再是于谦，而是王莽、曹操、司马昭。所以，如屠隆所论：“公盖可以无死，而顾一死保全社稷也。”
在南宫复辟当天凌晨，景泰帝听闻朝堂钟鼓大作，大惊，问左右曰：“是于谦吗？”左右告诉他，是上皇复辟了。病榻上的朱祁钰知道自己政治生命了结了，眼神空洞，嘴中无奈地念叨，“哥哥做，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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