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冉
时至汉代，这个充满蓬勃朝气的大一统封建帝国国力强盛，金银器产量也骤增，皇帝赏赐金银动辄以千斤、万斤计算。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银器，无论是数量、品种还是制作工艺，都远远超过了前代。不过，汉代金银器中，饰品居多，器皿极少。西汉皇帝不赐臣下以金银器皿，权贵的墓葬中也很少见纯金银质地的器皿随葬。这种情况大概与当时认为金银“为饮食器则益寿，则不死”的观念有关，只有皇帝才有用金银器益寿的资格，其他人对于使用金银器心存忌惮，生怕僭越。
西汉时期的银器制品各地均有发现，河北主要发现于诸侯王墓中，如中山靖王刘胜墓、中山怀王刘修墓、中山穆王刘畅墓等墓葬中出土了银盒、银漏斗形器和许多银饰件等，但实用的大型银器皿却很少发现。1991年，河北获鹿高庄村西汉墓出土银盆三件。这三件折腹银盆大小、重量不一，最大的口径31厘米，最小的一件口径26厘米。3件银盆都通体光素无华、色白如玉，其中两件腹部錾刻有“五官”篆体字样。汉文帝时规定，女官从昭仪起分十四等，五官位十二等，禄相当于三百石官。高庄汉墓出土的银盆器形大，做工精良，保存完好，十分难得。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过一批银针、银盆、银灌药器等，这些东西与墓主人生前的身体情况和生活习惯密不可分，成为银制品的一种特殊存在。
东汉时，金银器皿在权贵中使用较西汉更普遍。曹操在《上献帝器物表》和《上杂物疏》中，提到过纯银镜台、纯金香炉、纯金唾盂、纯银盘等器物，表疏中特别注明为“纯金”“纯银”器，也从侧面证明此时纯金银制器仍很稀贵。这时，也出现了金银器物随葬的现象，纯银质器皿如银碗、银调羹在长沙东汉墓中也有出土。
由于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两汉时与西方有了更多交往，跨境商业往来和文化交流成为现实，此时的银器工艺和器型也受到西方工艺的影响，广陵王刘荆墓出土的金银器中有了炸珠、掐丝和累丝等新工艺。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朝代更迭频繁，社会经济被破坏，但从文献记载中看，也存在一些关于馈赠、偷盗、查抄金银器的记录。可见统治阶级仍然喜欢在生活中使用金银器，不过所拥有多是金银饰品，真正进入金银器制作繁荣时代是在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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