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云江湖」墨家究竟是个什么样集团，它是宗教还是江湖神秘社团

多年以前，刘德华的一部《墨攻》将战国时期一个很神秘的组织，一个很伟大的思想家墨子又一次翻开在世人眼前。

最近热播的纪录片《中国》又一次提到了这个我们陌生，却在历史教科书上偶尔蜻蜓点水般提及的组织。那么它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对中国历史的推动作用或者说人文思想有啥作用捏？

在过去，很多知名的国内学者大家，对墨家的流派的性质都有过一番探讨。例如胡适（墨家论），郭沫若（墨子宗教家论）等等。

就我们今天的知识所知，许多宗教的草创初期都不乏巫术的成分，但仅仅有巫术的话，显然不足以成为一种宗教。巫术在宗教开创和维持过程中的意义主要在于强化信徒对某种超然存在的信仰；要评价一个团体是否是宗教团体，显然在巫术之外还有更重要的标准。

而墨家集团除了和巫觋和巫术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之外，还有别的宗教性特征吗？这些宗教性特征能够满足使墨家晋身为正式宗教的标准吗？对于前一个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对后一个问题，想要回答就有一些棘手了。毫无疑问，如果以今天的世界上的几大宗教为对标的话，可能墨家集团显然连宗教组织的边都够不上。

但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看，评价一个团体所具有的宗教性，是否不应该只考察团体中包含的宗教特质的绝对值，也必须兼顾其具体的组织形态和所处环境背景的不同。杨庆堃教授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中把宗教分成两种：一种是“制度性宗教”，这类宗教有成文的经典、完整的神学理论、良好的组织系统，典型的如三大世界性宗教；另一种是“分散性宗教”，这类宗教虽然也有其神学、祭祀和人事的运作系统，但无论是其精神内核、还是形式化仪轨组织，都与其它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有机地整合在一起，成为整体结构的一部分。

从这种观点来看，对中国人而言，最早接触到的制度性宗教无疑是在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而在佛教之前，中国应该是还没有出现制度性宗教的，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分散性宗教（各类的神崇拜）。而墨家理论的出现，则早在战国的早期。因此，考察墨家集团所具有的宗教性特征时，就不应以后来的制度性宗教作为标杆，而应该用存在于同时期的各种分散性的信仰和崇拜做对比。而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发现：尽管墨家集团的宗教性或许只及教会、乌玛和僧伽的微末，但放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墨家集团所具有的宗教特征就非常引人注目了。我们能够看到：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墨家集团有可能是中国本土产生过的最接近制度性宗教的组织之一。其团队的信奉的事物和心理接受规定已经超出了“分散性宗教”的范畴，走到了“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的中间位置。如果能再进一步，或许中国的第一个本土制度性宗教就会在春秋而非东汉时期诞生了。然而，墨家集团并未沿着宗教化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事实上，墨家最终掉头走入了相反的方向，最终以一个纯粹的学术（政治理论性）研究组织的形象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卷里。

“制度性宗教”，必须具备完整的神学、成文的经典、良好的组织。在这三个方面，墨家集团都有十分突出的建树。

神学方面，墨家整合了商周以来对“天神、地祇、人鬼”的崇拜，提出了独特的“天、鬼（神）、人”信仰体系。

经典方面，墨家一开始就有了墨子的《十论》作为指导思想；对于《十论》的地位，只要从今存之《十论》皆有上中下三篇便可见一斑。章太炎认为，之所以今本《墨子》中唯独《十论》出现三篇并存，且文字虽有出入但内容极为相似的情况，其实是来自“墨离为三”后三派墨者各自所辑录的版本差异。由是观之，则《庄子·天下》中所载的“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若获已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的景象，恐怕也并非庄生呓语，而是对真实历史的记述。在这段记述里，“相谓别墨”可谓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字眼。本来，对于诸子百家而言，后学分裂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尤其是对学派影响力大的所谓“显学”来说，更是如此。《韩非子">韩非子·显学》篇载：“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可见儒家的分裂现象比墨家还要严重。韩非并未记载儒家门徒之间是否也会“相谓别儒”，因此我们不好说“相谓别墨”就是墨家的独有特征；但至少在“取舍相反不同”这一点上，可以肯定韩非子">韩非子的记述是有问题的。儒家门徒中，有持性善论的孟子，有持性恶论的荀子，彼此主张完全相左，称其“取舍相反不同”倒也无妨。但墨家同奉一经，三派流传的《十论》只是文字有所出入、其旨归几乎毫无分别，若也称其“取舍相反不同”就太过分了。可饶是如此，三派之间却也彼此“相谓别墨”，这就十分令人费解了。唯一能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现象的大概只有宗教领域内同奉一经的信徒却在教派分裂后互斥“异端”的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我们坚持把《墨子》尤其是其中的《十论》视为一部普通的哲学典籍，就永远无法理解这些围绕《十论》产生的攻讦。

事实上，《墨子》（尤其是其中的《十论》部分）应该被视作一部宗教典籍，这部典籍中记载的是墨家以“尊天”、“事鬼”的宗教思想为核心形成的“兼爱”、“非攻”等诸项教义。之所以说《墨子》具有强烈的教典色彩，是由于《墨子》文本中体现的对墨子学说的绝对性认识。《墨子》中的很多地方都体现了这种绝对性，如《墨子·贵义》云:“吾言足用矣，舍吾言革思者，是犹舍获而糠粟也。以其言非吾言者，是犹以卵投石也，尽天下之卵，其石犹是也，不可毁也。”《墨子·天志中》云:“子墨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之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文学、出言谈也。”这些记载都非常鲜明地体现出墨子之言所具有的绝对权威性。正因为墨子的学说是不容怀疑的真理，因此最重要的不是使墨子的学说得到进一步发展，而是搞清楚墨子究竟是怎么说的。这就是为什么三派墨者虽然拿着只有轻微差异的《十论》却互斥对方为“别墨”的原因。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差别，对于一部具有绝对性的教典而言，那也是不可忍受的对真理的扭曲。这种墨家内部对待《十论》的态度，已经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宗教信徒对待本教经典的态度了。

组织形式方面，墨家集团也体现出许多教团化的特征。整个墨家的组织，是围绕作为唯一领袖的“巨子”来构建的。对于“巨子”这个称呼的含义，目前主要的解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释“巨”为“矩”（今天所说的“矩阵”？），一种是释“巨”为“父”。而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可以作为支持墨家宗教性理论的证据。前一种观点认为“巨子”是“矩子”的通假，理由是墨家作为一个工匠集团，对于匠作中极为重要的工具“规”和“矩”显然是极为熟稔的。日本学者渡边卓认为，所谓“矩子”根本就是对工匠首领的称呼，墨家是直接将此称呼借用过来而已。

然而，“矩”对墨家的意义显然不只是工匠的象征那么简单。对照墨子自己的说法，所谓“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可见规和矩在墨子那里，不仅是轮匠造作之器，同时还是天下之明法度的象征。轮匠执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墨子执天志以明天下之法度；事虽不同，道理一也。对墨家而言，“天志”就是天下的规矩；称呼墨家首领为“矩子”，无疑是说首领像墨子一样手握“天志”，掌管着天下的规矩。显然，这意味着“矩子”并不是一个世俗性的称呼，而是根据墨家特有的信仰得来的命名。以上是第一种关于“巨子”含义的看法，而除此之外的第二种看法则是训“巨”为“父”；提出这种看法的日本学者池泽优认为，称首领为“巨子”就是视对方如父的意思，理由是《说文》中释“父”字有“父，巨也”之语。

墨家视巨子为父，原因在于墨家是一种打破自然宗族后结成的“拟似亲族集团”，墨家的理想不是自然的家族，而是“天下一家”，在这个巨大无比的“天下之家”中，所有人都是家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亲疏远近，因而可以“爱无差等”；所有人都向上认同于巨子，因为巨子是这个“家”中最尊最长的领袖，就像天下人的父亲。这个“父亲”不仅仅是指现实中的那一个，更是指牌位上的那一群，“巨子为父”事实上是要求将巨子当作祖先神来崇拜。我们知道，墨家中确实存在祖先崇拜的遗留（如对“人之鬼”的敬畏等）；因此将“巨子”的称呼与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也不无道理。由此可见，无论按哪一种观点来看，“巨子”的称呼都是一种宗教性的尊称。因此《庄子·天下》中才会说墨家弟子“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要知道“圣人”通常并不是一个活人或者说伟人中也并非可以形容的词语）。

春秋时期公认的圣人不外尧、舜、禹，孔子成为儒教的圣人也是在他去世很久之后，理由就是“圣人”原本是一个带有神异色彩的词汇。墨家弟子不论巨子是否在世皆视其为圣，可见围绕着巨子建立起来的墨家集团，从一开始就有着强烈的教团化倾向。

其实，说了那么多绕口，墨家的神秘，墨家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团体，学者们还在不断的探究中，其真正的面目也许永远没有定论，但其思想不可否认，影响了后世很大一部分人（包括执政者）。但可惜的是，墨家的学说很多也归于其他学说流派所借用，并且相当一部分因为其他学说流派成就了历史地位而被他人掠美。